韩毓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山西的全面转型与传统

　　近期我有机会在山西做了一些调研，观察那里转型发展的情况。山西作为我国最大的能源生产基地，在提升人民的幸福感与谋划发展转型之间有值得注意的经验。

　　转型发展与注重国民幸福总值二者所遵循的共同逻辑，在于致力于“四位一体”（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转变的基础——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变，特别是由单一强调竞争，向全面合作型社会的转变。恩格斯曾经指出：近代资本社会代表着人类对待世界、自然和自身态度的大转变和大转型，标志着一个“你死我活”的残酷竞争社会的降临，“社会战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在这里公开宣告开始。每一个人都把别人仅仅看作可利用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在剥削别人，结果强者把弱者踏在脚下”。这种你死我活的竞争型社会，在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中得到了经典的经济学表述。在“社会战争日常化”的残酷竞争状态下，每个国家、每个地区、每个人日常化的安全都是不能保证的，大家惶惶不可终日，每个人都想揪着别人的领子、踩着别人爬上去，持续发展谈不上，幸福的社会是谈不上的。

　　月前，美国亚洲学会会长何炳棣先生在清华和北大做讲座，主要是讲墨子，他说墨家是以山西为根据地的，晋公子重耳出奔，追随他的主要是墨家子弟，墨家支持了晋文公的改革，创造了“天下莫强于晋”的局面，墨子有句著名的话：“兼相爱交相利”，针对的就是战国时代那种“你死我活”的争霸社会，说的是打破自我封闭、区域封闭的界限，通过寻求合作，建立合作型社会，实现互利共赢局面的道理，何炳棣先生说“中国政治传统起于秦晋之间，成于墨法之道”，意思是说：通过社会合作、区域间的合作，而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谋发展、谋霸道，这是墨家的传统，也是山西的传统。

　　建设和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山西虽然不是农业大省，但山西有2.4万个农业专业合作社，数量全国第一，在产权清晰、自愿互利的基础上进行跨区域协作与重组，提升市场能力，是新农村建设重要的制度创新方向。实际上，山西曾经联系了中原和北国、中国和世界的晋商的兴起，也是由于它扮演了区域间合作的纽带。当前山西的转型发展，也把“建立中西部现代物流中心和生产服务业大省”作为一个重要目标，把立足于山西“承东启西”的战略地位，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地位突出出来，用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书记的话来说就是：昔日开拓“走西口”，今天要积极“走东口、走南口、走北口”。

　　“兼相爱交相利”的合作型社会模式，是对一味强调你死我活的竞争理念的批评和否定，由竞争型社会向合作型社会转变，由区域发展不协调到协调的转变，目标就是建立幸福、和谐的社会。

　　通过改善环境提升幸福感

　　现在人们重视“国民幸福总值”，主要表达了我们对于发展的一个更为复杂的、甚至矛盾的态度：GDP增长了，人们的幸福感却没有得到充分增长。与经济增长这个单一指标相比较，国民幸福总值提出的是“一组”而不是“一个”指标，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个大的方面。

　　今天很少有人愿意、实际上也不可能放弃经济增长去追求国民幸福总值的增长，这确实是一个矛盾、或者是两难。在我看来，首先，发展与GDP的增长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从大方面说，发展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个方面，也涵盖了“国民幸福总值”的各个方面。其次，发展与增长也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十七大报告中，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虽然只有两字改动，但把“增长”改为“发展”，强调的是理念、目的、战略和途径问题，是质量而不仅是速度，是好而不仅是快。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所谓“幸福”不仅是指我们这一代人的幸福、或指当下的幸福，发展也不仅是我们一代人的发展，幸福是为子孙后代“造福”，“给后人留下赞叹，而不是留下遗憾”。为子孙后代谋幸福，这是建立国民幸福总值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首先要求我们正视资源和环境这个最为突出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就在创新发展模式，创新发展模式的基础在人类的智慧。矛盾、两难当然是我们所处世界和时代的基本特征，但从矛盾对立的双方可以互相转化的角度看待一切事物，却是一种大智慧。比如说，煤炭资源储备相对丰富，这是我国、也是山西的优势，但煤炭燃料二氧化碳排放高、体积大，这是劣势，如何处理煤炭储量、产量高但污染、体积大这个根本矛盾、如何破解这种两难，出路就在利用裂解、氢化的方式转化煤炭，如此才能把劣势真正转化为优势，这就是袁纯清书记所说的：转型发展的关键抓手之一，就是“转化煤”，山西解放思想，首先需要在煤炭上解放思想。利用智慧和科技抓好矛盾对立面的转化，煤炭转化是个好例。从这个角度去观察、分析、解决问题，就会发现节能与减排、质量与速度、经济增长与社会幸福是不矛盾的，而是互相促进的。

　　明清以来山西“太依赖商”，近代以来又“太依赖煤”，而在发展方式上，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民间金融资本与国家金融资本之间脱节，文化、社会发展与资源的生产脱节，最终使得山西的发展不可持续。因此，袁纯清提出山西要从“五种依赖”中解放出来，首先就是从煤炭依赖中解放出来，建立一个多元、多样的产业结构，推动经济、文化和社会的互动发展，这就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山西的转型要以“转化煤炭”为抓手，以煤炭生产与装备制造业的结合为抓手，这是指很具体的转变，同时，它更是以文化社会转变为目标，从这个角度说，山西的转型是全面的转型。从“小社会”着手，解决社会中最紧迫的矛盾和问题，从“大社会”——即建设和谐、幸福社会着眼，这就是“登高望远”谋划转型发展。

　　新能源技术是幸福山西的基础

　　幸福山西，或者说山西要为民众创造更为幸福的生活，关键仍然要处理好能源问题。如果能够尽可能更有效、更清洁地利用能源，不仅会创造更多公共财政收入以投入民生事业，而且可以真正建设一个环境美好的山西。

　　2010年7月29日，在山西省领导干部大会上，袁纯清在讲话中主张山西以建设国家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为基础，努力建设全国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中西部现代物流中心和生产服务业大省，早日建成中部地区经济强省和文化强省。袁纯清特别指出：山西的发展在“速度”和“质量”两个方面都面临巨大压力，这就决定了山西只能走创新发展模式的新路。

　　当前，以新能源和低碳经济为主题的绿色革命之所以能够席卷全球，既是因为它抓住、针对了人类发展与资源环境制约这个当代世界最为突出的矛盾，更是因为它将“节能”与“减排”统一起来，将高效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将能源的高效运用、循环运用、可再生性，与环境资源的保护结合起来，打破那种发展就要耗费资源，而保护环境就要放慢发展的二元对立思维。而这也就是袁纯清到任山西伊始，就鼓励干部加强读书学习，并特别推荐199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乔治· A ·奥拉等学者所著《跨越油气时代：甲醇经济》一书的原因。

　　奥拉的著作告诉我们一个极其重要的常识：所有的矿物燃料（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均是以不同碳、氢元素比例组成的“碳氢化合物”，因此，利用先进技术手段从矿物中分离“碳氢化合物”（也就是切实推动油化工和煤化工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与节能减排的根本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二者非但不相矛盾，而且是互相促进的正相关关系。

　　我国具有煤炭储备较高的相对优势，我国现有煤炭产业的基础设施主要就集中在山西，现代新能源技术恰恰使我们看到了希望、曙光和出路：作为一种含碳氢化合物的矿物质，煤炭结构中碳的含量高，这是其可燃优势，而氢的含量低，这是其结构上的劣势。立足于从煤化工技术入手，致力于改造煤炭这种矿物质的内部结构成分，这种“倒逼”式的新能源革命思路，不但可以解决煤炭污染和煤炭运输成本的问题，而且还将促进一个极其巨大的化工产业链的形成，最终促成一场由能源革命带动的产业革命。

　　毫无疑问，如果山西成功走出一条新的、科学发展道路，山西在新型工业化，清洁、低碳能源生产上发生革命性突破，全中国、全世界都将因之受益。倘若山西的发展在各种矛盾、制约下停滞不前，中国的均衡发展亦将受到影响。如袁纯清所指出，在煤上解放思想是山西最大的解放思想，摆脱一煤独大的不平衡结构，“山西转型发展正当其时，山西跨越发展前景灿烂”。

　　（本文由本报记者陈一林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