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即将实施的银行资本充足与流动性标准新规，德、法、荷等欧元区国家多有抵触情绪，有关“新规会严重削弱全球经济增长”的论调成为其重要武器。为此，巴塞尔委员会8月18日专门公布了一份有关资本充足新规对全球经济潜在影响的评估报告，强调新规的实施不仅“成本可控”而且“长效可期”。

　　导致巴塞尔委员会与有关各国以及行业团体分歧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双方在评估负面影响时使用的基数不同；另一方面可能是双方对于新规给经济带来的长期效益没有给予同等重视。

　　记者陶冶再有两个多月，就是巴塞尔委员会向G20峰会承诺提出银行资本充足与流动性标准新规的最后期限。面对即将实施的“紧箍咒”，德、法、荷等欧元区国家多有抵触情绪，而全球各大金融公司和行业团体也尝试通过努力使其放宽尺度，而有关“新规会严重削弱全球经济增长”的论调成为其重要武器。为此，巴塞尔委员会8月18日专门公布了一份有关资本充足新规对全球经济潜在影响的评估报告，强调新规的实施不仅“成本可控”而且“长效可期”。

　　根据巴塞尔委员会的这份报告，新资本规则的确会导致银行收紧借贷，降低投资，但其程度比银行团体的预计要低很多。报告认为新规则将在4年半的时间内使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减少0.38%，这相比于今年6月美国国际金融学会（IIF）预计的在5年时间内减少3.1%要温和得多。IIF的报告早前引起部分欧元区政府的共鸣，但18日加拿大央行却明确表示新规将在长期内刺激而不是削弱加拿大经济，以此力挺巴塞尔委员会。

　　巴塞尔委员会与有关各国以及行业团体对于新规影响的感受和预测为何如此悬殊？中国社科院亚太所所长李向阳19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各方对于新规会提高融资成本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这一判断基本不存异议，主要分歧在于影响的程度。导致双方分歧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双方在评估负面影响时使用的基数不同，另一方面可能是双方对于新规给经济带来的长期效益没有给予同等重视。至于不同国家对待巴塞尔新规的态度差异，李向阳认为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各国实体经济对银行间接融资的依赖程度，二是各国金融业经营模式不同，对于新规影响的敏感程度也不同。

　　负面影响需理性衡量在基数方面，巴塞尔委员会的报告在批驳IIF高估新规可能给银行业带来的负面影响时明确指出，后者的评估是建立在银行股本收益率回到危机前的水平这一基础之上的，而巴塞尔委员会认为，即使不推出新的资本充足规则，银行业的股本收益率也不可能回到危机前的超高收益水平。

　　李向阳告诉记者，在本轮危机爆发前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无论是银行业的超高股本收益率还是全球经济的高速增长，其主要原因都是全球性的超低融资成本，而这恰恰是金融业放松管制和风险低估的结果，包括银行自有资本金比率偏低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杠杆率偏低等。本轮危机爆发后，人们发现金融体系风险低估对经济的威胁极大，衍生品能够分散风险却不能消灭风险，因此改革这种风险低估和放松管制的状况成为大势所趋，巴塞尔委员会负责的新资本充足规则和流动性标准的制定正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危机前低融资成本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中可以看出，实施巴塞尔新规之后，银行融资成本的上升必然会影响投资进而影响实体经济。”李向阳说：“但是新规能够帮助金融市场的风险定价回归正常水平，保证金融体系的继续发展，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可能受到影响但其增长状态却是更加健康的。”

　　远期效益或抵消成本在远期效益方面，巴塞尔委员会主席韦尔林克周三强调，改革可能给经济带来的益处是巨大的，这些好处应在衡量成本时一并考虑。“这些益处不仅仅由于长期的银行体系更为强劲，也由于市场增强了对金融体系和实施改革的信心。”他说。同日，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主席德拉基在一份声明中也表示：“实施这一严格标准的宏观经济成本是可控的，该条例对于更长期的金融稳定和更稳定的经济增长具有持续的作用。”

　　就在巴塞尔委员会的报告发布不久，加拿大央行拿出了更为精确量化的新规长期效益预测。该行在其当天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称，因巴塞尔新规产生的成本将由“避免未来危机”所带来的长期效益所抵消甚至超过。“资本充足率每上升两个百分点，可能消耗GDP的8.6%，但从长期来看可带来相当于GDP21.6%的效益。这将为加拿大带来约2000亿加元（合1940亿美元）的长期净收益。”该行报告称。

　　李向阳认为，现阶段无论是对于新规的负面影响还是长期效益其实都很难进行精确量化，但不容置疑的是全球金融稳定依赖于监管的加强，而通过引导银行业务模式的转变有望将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带到更为健康的增长模式之中。在危机爆发以前，由于过度提倡金融自由，很多金融机构将大量资金用于投机领域和虚拟经济，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形成一种虚拟经济内部的自我循环，这其中蕴藏的风险在本次危机中得到充分体现。而通过推行巴塞尔新规以及全面加强监管，将有助于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意识，将其经营模式转向服务于实体经济稳定增长上来。这对于银行自身的利润和收益可能会带来损失，但对于整个实体经济乃至保护纳税人利益方面却有着积极意义。也许正如加拿大央行所言，如果新规能够帮助避免一次类似危机，那么就足可以抵消其可能对GDP增长产生的拖累。

　　须关注负面潜在风险相比于加拿大央行的“开通”，德、法、荷等欧元区国家却对新规存在明显的抵制情绪。比如，在上月26日巴塞尔委员会初步敲定新规雏形的时候，德国就是唯一一个没有表示同意的国家，荷、法等国也表示不满。李向阳认为，欧洲大陆国家的反应源于两点，一是相比于英美等国的盎格鲁－萨克斯模式，欧洲大陆国家的企业更依赖于来自银行的间接融资，因此经由银行体系传导的融资成本上升对其经济影响将更为严重；二是欧洲大陆国家对银行体系的监管相对较松，到目前为止，其在监管改革方面的进展也落后于英、美，因此欧元区国家对于严厉监管的后果也更加敏感。而美国是在1999年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后才正式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由分业向全功能银行发展的，因此相对而言后者的监管要严格一些，加之美国刚刚通过大萧条以来最严厉的金改法案，与巴塞尔新规的大致方向更为接近。

　　不过欧洲大陆模式也好，英、美的盎格鲁－萨克斯模式也罢，李向阳认为在后危机时代的改革中，欧美各国的基本倾向都是不损害其核心利益，而这个核心利益恰恰就是金融业的竞争力。对于欧美发达国家来说，其金融业不仅在国内占据半壁江山，更在全球范围内获取巨额利润。“所有的改革都不能损害这些国家金融业的核心竞争力，而由此带来的负面潜在风险决定了在改革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发达国家生病，发展中国家吃药’的局面，这一点需要引起注意。”李向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