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新专栏

　　“救赎”者，基督教重要教义之一也，谓基督拯救世人之道。

　　《现代汉语词典》尚未收录此词，而笔者真正理解“救赎”含义，纯系一次偶然的阅读。

　　日前有朋友赠送一本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江南》杂志，随意一翻，不料“郁达夫小说奖的短篇小说终评备选篇目及审读委成员评语”这一醒目标题吸引眼球。

　　“铁凝的《伊琳娜的礼帽》以深深的语言表现力，用小视角描绘出了人性异化这样一个大问题。但小说并没有止于揭示，它最为闪亮的是同时写出了对异化人性的救赎。这无疑给了那个疲软而黯淡的社会增添了几抹亮色……”吴秀明评委点睛傲居榜首之中国作家协会铁主席之作品所遣“救赎”一语，真的是太“传神”了！

　　印象中我泱泱华夏是个孔子盛誉为“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之文明古国，有妇孺皆知之《吕氏春秋·孟春纪》之“去私”为证，不避累赘录之于下——

　　“晋平公问于祁黄羊曰：‘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之？’祁黄羊对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仇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仇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居有间。平公又问祁黄羊曰：‘国无尉，其谁可而为之？’对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国人称善焉。”

　　噫，良知“如可作也”，非祁黄羊“吾谁与归”？

　　短篇小说《伊琳娜的礼帽》发表在《人民文学》2009年第3期，把故事浓缩在机场和机舱，从细枝末节入手描绘人物百态：瘦男人与伊琳娜的Ｎ种暧昧，莫斯科新贵与两位年轻浪女的几番调情，同性恋男子的再次性趣，展现了特定环境下人与人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多角关系，应该是篇有一定特色的好作品。

　　今年8月29日是郁达夫遇难65周年纪念日，铁凝主席的《伊琳娜的礼帽》“在丹桂飘香”之际获《江南》“郁达夫短篇小说奖”，且为最高奖，窃以为理论上似无“花落谁家”的悬念，除非产生体制性意外。

　　有人说郁达夫“细行不检，大节无亏”，前者大抵指其个人情感史。

　　文学与情爱之于郁达夫是互为表里的。他的代表作自传体小说《沉沦》大胆地描写了男女性爱、性心理，曾在中国文坛引起轩然大波。第一个站出来为郁达夫的小说进行正面辩护的是周作人，以为“《沉沦》中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无不道德的性质”，“是一件艺术品”。

　　就此而言，铁主席是深得郁氏小说创作之艺术三味。

　　当然，好像也缺点什么。

　　当然，十全十美是不可能的。

　　胡愈之先生曾对郁达夫的一生作如是评价：“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盖因达夫一度“主编《星洲日报》等报刊副刊，写了大量政论、短评和诗词”以倾全力关注民族存亡，后惨遭杀戮。

　　文学与政治紧密挂钩充当婢女抑或清客门客食客是文学的耻辱；文学不关注民族之苦难，无意民主、民生、民权之政治内蕴为文学之堕落。

　　良知对文学的要求高是高了点，谁让你是在摆弄“人学”呢？

　　“状元与宰相是绝对写不出《红楼梦》、《西厢记》的”，“屈原流放，有了《离骚》；陶潜弃官，有了《归去来辞》；范仲淹遭贬，有了《岳阳楼记》；苏轼获罪，有了《赤壁怀古》；陆游被抑，有了《卜算子·咏梅》……”；纵观历史，每每是落魄文人与丢了乌纱帽或仕途不济者流“成就了中国文学”。

　　言说是多么精辟。

　　我们都有可能“在道德上和精神上极度贫穷，因此出卖了我们的产业，从而成为了罪的奴隶”。

　　耶稣基督为了“救赎”世人，甘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自己的宝血洗净世人的原罪及其他罪孽。

　　根据原著改编的影片《肖申克的救赎》中有一个令人深思的细节：监狱长在自己存小账本的保险柜里见到了安迪留下的一本圣经。

　　上帝在细节之中。

　　记得《读者》里曾有这样一段哲语：“看一个人的文明程度，我不太在意他的学历，而在意他的生活细节；看一个家庭的文明程度，我不太在意其客厅的陈设是否雅致，而在意这个家庭的厨房和厕所；看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我也不太在意报纸和电台的说法，而在意普通民众业余时间的举止。”

　　哲语未尽人意，想改一下“殿后”之句：“看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我也不太在意报纸和电台的说法，而在意作家戴着镣铐的舞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