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于华

　　知道自己的权利、义务，懂得用合理、合法的手段保护自己；同时意识到他人跟你有同样的权利，因而在实现和保护自己利益的同时，不能伤害他人。这是很正常、很平常的善，这也应该是知识分子角色的基础。

　　第二个层面是，仅有作为普通公民的“平凡的善”还不够，我们需要一个更宽阔的胸怀，更大的悲悯之心。知识分子应该对公共事务、公共领域承担更多的责任，更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是什么角色？应该怎么做？我想我们很难直接参与决策，直接与社会的管理者、统治者发生联系。我们应该和能够做的一是要通过专业知识和技能去影响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二是我们需要通过社会和公众，与权力进行对话。我们有一个更多的参与公共事务、进入公共领域的责任，不光只是做好自己的事，我们还需要有更大的担当。除了在专业领域中工作，除了应该有学术、专业上的贡献之外，还应该让这些东西能够有更多的听众、有更多的人了解，因为这些是跟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很多人在生活当中遇到难题、困惑，而又很难明白症结所在，我们需要通过我们的研究工作把真相揭示出来，把事实背后的逻辑和机制展示出来，给社会一个解释、一个提示，这也是我们应该承担的任务。

　　我们社会学当中经常讨论这样的话题——个体和社会的关系，我们有一个“社会苦难”（socialsuffering）的概念，应该把个体的痛苦看作是社会的苦难，而在现实生活当中经常有一些误区，例如一个人失业下岗了，人们会说这个人能力差、文化水平低、可能身体也不好、年龄大，把失业的原因都归结到他个人，认为这个人没本事、混得不好。但要放大一点看的话，如果在一个社会当中，大规模地出现失业下岗，很多人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失去工作，甚至大学生就业都困难，这就不是个体原因。

　　我们要把这样的个体的遭遇和个体的苦恼与一个更大的社会结构、更宏大的社会转型过程联系起来，看到个体苦难后面的社会原因。通过我们的研究、发表，把这些东西揭示出来，除了对学术承担责任，我们还要对公众把这些说清楚，让更多的人明白。毕竟，每个社会成员都是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的，每个人的痛苦都是社会的苦难：只要还有人在承受痛苦，这个社会就是不幸福的（不是宣传所说的，我们的幸福指数很高，大多数人都感觉幸福等等）；只要还有人在被欺压，整个社会就是不公正的；只要还有人被奴役，我们就都是不自由的。

　　今天大家都在说知识分子犬儒化的问题，可能我们会说这是来自于外部非常强大的、严密的一种压力造成的犬儒化，当然也有历史的原因。这么多年来的总体性权力和总体性社会，把知识分子的空间压缩得非常狭小。但我们不能把犬儒化仅仅归结于此，有一个命题叫做行动重于结构，是说行动比结构更有意义更重要。每个人都存在于结构当中，结构对你形成制约，对你的生长、自由、独立性都形成限制，但我们应该怎么看？怎么办？可能除了行动，没有别的办法，行动就是关注和参与，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表达公共利益与公众诉求，关注和帮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如农民工。

　　我们需要对权力时刻保持一种警醒和批判。我们在工作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人甚至亲朋好友会说：你们怎么就看到黑暗面？社会在进步，经济发展多么快啊！经济学家也告诉我们中国的“发展”简直是奇迹，怎么你们就看不到这样的进步，只看到问题，看到社会不公正。

　　我想任何进步，包括体制的、官方的任何进步，我们都要给予充分的肯定，但我们不必歌颂进步。如果体制合理，进步应该更大，应该有更多的人享受进步带来的好处。再说，赞美和歌颂已经有太多的人和机构去做了，不需要知识分子再加入赞颂大合唱。更何况，执政党和政府不是用来歌颂的，而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若服务得不好、不够是可以用来批评的。批评得对并被接受会使其更加健康、强壮、有效；即使批评得不对，也可促使其警醒，防患于未然，对其改善、进步有着莫大的好处。知识分子应该是批判的角色，永远保持批判的立场，睁大眼睛对权力保持警醒。

　　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就是知识分子的团结，当然做起来挺不容易的。但是在上述几点能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比如对于权力的批判立场，对于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对于弱势群体应该做的事情等，知识分子内部应该走向团结，而不是分裂，应该超越左右，忽略派系，共同面对权贵资本主义。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角色不同、专业领域不同，能起的作用应该是各有千秋；学界内部需要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相互支持。这也是我们应该思考的。毕竟这个社会需要多元化、多样性，这是最有生命活力和创造力的所在。毫无疑问，困境和压力是存在的，但在思考角色担当和我们能做什么的时候，应该有一种更积极的、更进取、更宽容的态度和方式。

　　《经济观察网》（郭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