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繁荣的时代。改革开放，亿万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迸发，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奇迹，并构成了中国房地产业发展和土地财富升值的大背景。

　　然而，当土地升值后，升值的财富主要应该由谁分享呢？

　　从理论上说，土地增值可分为自力增值和外力增值。自力增值是指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自行对土地进行投资，改善土地的物理、化学、生物、地质性状，改善或增加土地附属物，从而使土地增值；外力增值是指土地所有者、使用者以外的社会性投资（如交通设施、能源设施、通讯设施、环保设施以及城市综合性建设）对该地产生的辐射作用使其增值。

　　英国经济学家穆勒（1806~1873）主张，土地自然增长的价值应该收归公有，即凡不是由于土地改良而增加的价值一律归公。

　　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1837~1897）在《进步与贫困》一书中指出：“土地价值不表示生产的报酬……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占有土地者个人创造的；而是由社会发展创造的。因此，社会可以把它全部拿过来。”

　　他建议由政府征收土地单一税，并激情洋溢地写道，“提高工资，增加资本收入，消灭穷人，清除贫困，给愿工作者众多的就业机会，为人的能力提供自由发展的天地，减少犯罪，提高道德、情操和知识，纯洁政府，和把文明推向更高的境地——它就是把地租化作国家的税收”。

　　上世纪初，孙中山先生在阐述“平均地权”的思想时写道：“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

　　我们并不否认，房地产开发商对于土地财富的升值也有贡献，比如早期在政府无力承担配套设施的情况下，他们投资于生地，把生地做熟；又如，一些开发商善待土地，创造精品，发挥土地价值。但我们认为，中国土地的升值主要是整体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结果，因而土地升值的财富主要应该由公共享有，应主要用于对原始用地一方的更为合理的补偿，用于所在地区社会保障住房体系的建设，以及促进所在区域的社会公共开支与人民福利。

　　而目前的情况并不如此。

　　在“蜗居”的另一面，我们看到，房地产业成为中国富豪们的主要财富来源。在2009年的中国内地富豪榜上，《福布斯》400榜有154位房地产行业的个人或家族，而同期美国的富豪榜上，地产商缺席前40名。这被认为是“美国富豪与中国富豪的最大区别”。2009胡润百富榜同样发现，房地产业是富豪们的主要财富来源，在上榜行业中，房地产富豪超过制造业、金融与投资业，高居第一。

　　他们的财富真是依靠企业家才能和优秀的管理吗？还是主要“靠天吃饭，坐地生财”？！

　　主要“靠天吃饭，坐地生财”，却对中央政府的房地产调控不断抵触，抱怨迭出，这又是多么不可思议的咄咄怪事？！

　　1457宗闲置土地的名单告诉我们，很多房地产开发商的财富是让土地闲着放着，放出来的。这种在闲置中增值的财富，可能数以千亿万亿计。

　　多么巨大的财富，又是多么畸形的财富！

　　在过去的数年间，正是因为不遵循房地产的消费属性规律，而不断放大房地产的资产属性，使得“囤地”和“炒房”成为这个表面空前繁荣的行业的两个基本特征。前者坐收土地升值，后者拉抬房子升值。

　　于是虚业繁盛，民生惟艰，实业劳动者多忧虑，虚业投机者多聚财。

　　依照这样的“资产依赖型”和“交易驱动型”模式，中国经济能够可持续发展吗？中国能够实现理性繁荣和伟大复兴吗？

　　我们无意否定房地产对中国经济和人民生活的贡献，我们同样认为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且还有相当的发展前景。但是，我们坚决反对让这个行业成为“富者越富，贫者更贫”怪圈的资产引擎。

　　1457宗闲置土地，是我们时代的产物。繁荣与扭曲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深沉的时代之痛。

　　这是一个反思的时刻。那一块块富饶而闲置的土地，不是财富的骄傲，而是痛切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