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曙光 王丹莉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第七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关于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的几个问题》。温总理在这篇文章里面提出六大措施促进提高居民收入和改革分配制度，可见现在高层决策者对收入分配已经非常关注。文章谈到要兼顾效率和公平，但要把公平放到很重要的位置，同时提出将来居民收入格局应该是橄榄型格局，但是中国现在是金字塔形。收入分配是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变量，以往讲到宏观经济调节往往只谈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但是收入分配政策对于宏观经济调控也很管用，而且收入分配政策对国家长久发展更重要更关键。

　　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我国的收入分配不均衡状况。第一，从全国来看，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2000年以来，基尼系数在不断提高，2000年是0.412，到2008年达到0.458，2010年上半年据估计是0.48。一些学者甚至认为，现在可能已经接近0.5了。基尼系数的不断攀升表明近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整个国民收入的不均衡状况正在加剧。从整个世界的情况来看，我国可能属于基尼系数比较高的经济体，既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很多发展中国家。

　　第二，从城镇居民收入间差距来看也在不断拉大。如果我们把城镇居民收入分成七个组别的话，我们看到这七个组别，2008年数据分别是1985年的8.9倍，10.2倍，11.7倍，13.3倍，15倍，17倍，22.2倍，不同组别收入涨幅差距很大，而且收入越低的组别其增长越少，而收入高的组别涨幅显著增大。所以从总体来看，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这个现象值得关注，包括城市中出现的贫困化现象。我们以往只关注农村的贫困化，很少关注城镇的贫困化。2010年以来，有很多省市都在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就是试图调节收入分配，有些调整幅度达到10%左右，有的省份甚至调到25%。

　　当然，调节最低工资标准也有利有弊，学术界也有很大的争议。利的一面在于此举可以使城镇劳动者的工资福利上升(这其中也包括农民工)，增强他们的平衡感，消除社会不和谐因素，同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可以有效扩大城市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这对于拉动内需是有好处的，因为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比富人要高。弊的一面是调高最低工资标准会加大生产者的成本，投资方的投资需求有可能受到压抑，他们的投资需求有可能下降(但并不是必然的)，有些地区的投资者甚至会考虑撤出投资。利弊权衡一下，还是利大于弊，毕竟中国纯粹依靠廉价劳动力来发展经济的时代已经结束，将来的发展要更加注重民生，使民众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否则投资增长和产值增长意义何在？

　　第三，从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来看，基尼系数也在不断上升。从2000的年0.37，到2009年的0.4，基本上也是上升的趋势，但是农村基尼系数比全国总体情况要稍微低一些。也就是说农村居民的收入不平衡感要比城市差一些。

　　第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惊人。城市和乡村收入差距，呈剪刀型，一直在逐步加大。一些省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是农村的5倍到6倍。比如山西是5.97倍，内蒙古是5.03倍，贵州是5.29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如果农村是1的话，这个比值1985年是1.86，到2002年达到3.11，到2009年达到3.33倍，这个差距还在不断加大。实际上很多研究收入分配的学者认为，如果把城乡之间医疗卫生、教育等福利因素加上去，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概在5倍到8倍之间。最近有一个情况很有意思，我们发现城镇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乡村正在慢慢比城市高一些，比如从1992年到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是6.8%，农村是4.8%，而2001年到2008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是6.4%和9.9%，农村从增幅来讲已经超过了城市，这是一个可喜的迹象。尤其是2005年开始我们提出新农村建设，这个政策对于缩小城乡差距还是有一定作用。

　　第五，地区间的收入分配差距非常大。就城镇来讲，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地区上海达到28838元，是最低省份甘肃人均可支配收入11929元的2.42倍。从农村来看，最高仍是上海，达到12420元，是甘肃2980元的4.14倍。各地区之间比较，均是城市比乡村发展更快，只有一个省份例外，新疆的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是14.3%，城市是8%左右。

　　第六，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特别大，尤其是一些垄断行业，包括银行业、证券业、航空、烟草、电信、管道运输、新闻出版、石油、电力、广播影视等等。这些行业的收入都非常高，而传统行业如农林牧渔，属于低收入行业，大概相差5倍到10倍。这些垄断行业一般都限制社会资本参与，其市场竞争性不强，长期以来维持了较高的工资水平，比如银行业，其平均工资是全国平均工资的2.116倍。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说，如果竞争是比较充分的，各个行业应该都得到大体一致的平均利润率，否则资本就会往高收入行业流动。

　　通过以上六个方面的分析，我们看到我国城镇之间、乡村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呈现非常不均衡的状况，城镇乡村内部收入差距正在逐步加大，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加大，但是近年出现一个新迹象，农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在上升，同时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悬殊，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中国是一个典型的非均衡的经济，这种经济导致中国二元结构加剧，内需不足，经济不均衡发展，实际上对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对整个国家的稳定性都造成很大的消极影响。最近在全国出现的一些恶性事件，都表明非均衡的中国经济有很大的负面效应，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最近我们看到，从2009年开始，中央正在逐渐关注这个问题，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到，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的力度。2009年国家发改委下发了一个文件《促进形成合理的分配收入机制》，强调收入分配的公平性，要遏制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趋势。2010年4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深化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今年最重要的改革任务之一。

　　2010年有几个举措很值得关注。首先是2010年“新36条”出台，允许社会民间资本进入一些垄断行业，试图以此来激活民间资本，刺激社会的投资需求，拉动内需，这对于中国成功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意义重大。现在中国按照行业分大概有80多个行业，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有62个，而允许内资进入的行业有41个，显然这个门槛对民间资本是不公平的。2010年第二个新举措，就是刚才讲到的各地调高最低工资标准。第三个举措，国务院2010年5月27日提出改革户籍制度，要全国统一颁发居住证，而不是户籍证，户籍制度相信很快要发生改变，这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变迁，对于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同时，近年来一些有利于收入分配制度改善的举措也在逐步推行，如个人所得税改革、加大财政政策支农力度、刺激农村需求、医疗制度改革，等等，我相信这些政策对收入分配都有重大影响。

　　总的来讲，中国三大差距，即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行业差距，是影响宏观经济增长的三个重要因素，也必将影响中国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建立一个民众普遍有平等感的和谐社会，而不是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应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