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时报圆桌论坛    主持人： 岳振

　　最近几年，社会对计划生育政策要不要改变的问题讨论热烈，认为一胎化政策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观点经常见诸报端，这些观点建议放开二胎生育，以预防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导致经济社会的非正常发展。

　　早在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该公开信中提出：30年后，人口问题缓和了，就可采取不同生育政策。2010年，正是该公开信发表30周年。

　　本期中国经济时报圆桌论坛将围绕计划生育政策是否需要改革的问题展开讨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曾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研究员苏杨，北京市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市人口研究所顾问陈剑，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系研究员、《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欢迎各位！

　　劳动力资源快速萎缩削弱综合国力

　　中国经济时报：有一种很普遍的观点认为，随着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人类活动对环境破坏和污染日趋严重，因此人类必须把人口数量控制在环境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另一种相对的观点认为，所有自然资源都是人用知识去发现并利用的，政府干预人口和生育对资源利用于事无补，而且家庭责任也制约着高生育率。这两种观点抛给我们一个问题：人口数量与资源承载能力究竟是什么关系？各位怎么看？

　　曾毅：很多人认为，继续执行现行生育政策将有利于控制人口增长，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但我认为，在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资源快速萎缩与比例如此之高的老龄人口，以及老年人抚养负担将阻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并削弱保护环境、开发资源、抵御天灾人祸的综合国力。    

　　陈剑：人口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中国目前的人口增长完全是人口惯性使然，但这种惯性的力量目前有减弱的迹象。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生育水平越低，持续的时间越长，累积的负增长的惯性也就越大，未来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的代价也就越大，长期的低生育率将对中国社会各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

　　曾毅：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主流学派大都认为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但是，60年代至80年代，众多发展中国家同时经历了经济快速发展与人口迅速增长，使许多学者对当时似乎已经约定成俗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负相关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人口增长对可再生与不可再生资源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非常落后的农业经济时期。尽管人口快速增长可能直接和间接地阻碍经济增长并造成资源环境问题，但是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采纳正确的经济社会发展体制、战略和政策，则有可能抵消甚至扭转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负面影响。

　　苏杨：人口数量增长过快现在已非我国主要的人口问题，可能更应该关注的，不是人口数量的增量，而是人口数量的存量带来的问题和人口、结构、分布方面的问题。人口数量的增量，在明年“六普”结果出来后，可能会像许多专家预测的那样——远比传统说法低；但人口数量的存量，的确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是发展的巨大包袱；在人口的性别、年龄等结构上，目前的人群结构使得未来老龄化以及性别比问题会比目前决策时想像的要严重；而人口分布，由于我国经济规模与人口规模在空间分布上不协调，使得发展效率不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困难。

　　长期实行计划生育“很不明智”

　　中国经济时报：1980年的《公开信》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到今年，“公开信”发表正好30年。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不是也应该有所变化？您如何评价计划生育30年的执行效果？

　　陈剑：30年来，中国推行改革开放，经济连续30年奇迹般增长，整个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现在看来，《公开信》提出的这一推断与现实状况十分吻合，中国生育政策应该调整了。

　　曾毅：上世纪50年代，中央领导片面高估了“人多力量大”对反击帝国主义威胁的作用，错误批判了马寅初教授主张“两个孩子有奖，三个孩子的要征税，四个孩子的要征重税”的《新人口论》。70年代，周恩来总理提出：“一个不少，二个正好，三个多了”，全国城乡普遍开展“晚婚晚育加间隔”的高效率计划生育工作，创造了我国生育水平10年间下降一大半的人类历史奇迹。几十年以来，我国计划生育工作为减少人口过速增长与促进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同时，我们也应清楚地认识到，长期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是很不明智的，因为它的管理成本与政治代价非常昂贵，换取的是不久的将来因劳动力资源严重短缺和人口老龄化加剧带来的社会经济的不可持续发展。    

　　苏杨：计划生育30年，成绩肯定是主要的。我们目前人口数量的存量问题，如果没有30年计划生育，就会严重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果从理性的角度进行比较，我国的人口密度非常高：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密度与日本相仿，沿海经济大省的人口密度全部超过韩国。但由于今后人口数量的增量已是次要问题，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结构、分布带来的不利影响不能不考虑，从严格到适度的转变应该近期完成。

　　易富贤：我有一个观点，计划生育是导致中国工资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由于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年幼消费者，减少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导致中国相对于消费人口来说“额外过剩”了1亿多劳动力；另一方面又因为独生子女政策缩小了家庭规模，只需要比较少的收入就可以维持家庭基本消费，降低了家庭生存需求底线。这两方面导致长期的低工资和消费不足。

　　该不该放开生育政策

　　中国经济时报：最近几年来，对当前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进入“百家争鸣”时代，争议比较大的现实问题关键是要不要放开二胎的问题，请各位谈谈您对二胎政策的看法。

　　陈剑：中国应将人口政策从非常态回归到常态，即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这不仅不会出现大的社会震荡，还会进一步遏制人口增长，使低生育率更具有可持续性。“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越是富裕地区，教育程度越高，越不愿多生育，少生优生已经成为普遍意识。另外，中国妇女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已有20年历史，应该有所改变了。    

　　苏杨：我认为，现在我们放不放开二胎政策，影响都不大，增量问题是次要问题。现在我们主要应该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人口政策下转变发展方式。在我们长期践行的“生产偏好型发展方式”下，政府更看重企业和能带来投资的“富人”，其次是作为劳动者的人，而并不重视作为消费者的人——所谓“要人手不要人口”。这可概括为一种绕开人口系统福利“抄近路”的发展方式，这种发展方式导致经济的增长没有引发人口福利的增加。中国“抄近路”的发展方式导致三个关键环节断裂：以GDP增长为导向的政绩考核机制导致“促进就业”环节的断裂；以户籍制度为门槛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导致“举家迁移”环节的断裂，区域间人均收入和福利水平的差距亟待缩小；偏重生产环节的税收制度导致“税收环节”的断裂，地方政府吸纳人口的动力不足。

　　现在，我们可以按照“人口增多地方得利”的思路调整人口管理政策并采用下面的措施有针对性地进行制度调整：以财税体制改革为杠杆，增强地方政府吸纳人口的根本动力，修复“税收环节”的断裂；以产业、就业政策为核心，调整政绩评价体系，修复“促进就业环节”的断裂；以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为抓手，消除人口流动的体制性障碍，修复“举家迁移环节”的断裂。

　　曾毅：我的观点是，我们的政策应该向二胎晚育软着陆转变，这绝不会造成人口和资源环境的失控。因地制宜，研究确定一个各地不同的二胎政策放宽起始年龄，例如，34岁—35岁或33岁—35岁，然后，每隔一年普遍允许生二胎的低限年龄下降一岁，至2015年前后在城乡实现年满28岁妇女都允许生二胎的软着陆。为了避免群众因怕政策变化而抢生造成生育堆积，建议一开始即郑重宣布年满28岁妇女都允许生二胎的新政策决不会再收紧，给群众一个定心丸，以大大降低二胎晚育软着陆的难度。

　　易富贤：我不赞成二胎软着陆方案，试点的结果表明，二胎软着陆只能使生育率稳定在1.5以下。中国经济要持续发展，不仅需要提高人均消费能力，适度提高工资水平，更需要增加消费者数量，一方面增加婴儿数量，另一方面降低妇女劳动参与率，尽量将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降低到50%左右。停止计划生育既能改善消费结构、缓解现在的就业压力，又能缓解今后的老龄化压力和劳动力短缺，一举多得。

　　实施二孩晚育软着陆规避“人口负债”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人口学会的数据显示，到2015年，我国人口总量将达到13.9亿左右，老龄人口将突破2亿，人口老龄化提速，人口结构矛盾增大。现在主张放开二胎的观点，都认为中国即将步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即将结束，最近在沿海地区出现的“用工荒”就是一种警示。您如何解读中国的“人口红利”问题？真的快要结束了吗？    

　　苏杨：我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在短期内不会结束，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和过程，不用有太大担忧。不过，由于六普结果尚未出来，而既往人口普查漏洞太多，所以这方面的确切情况还无法定论。但是要注意，大量流动人口难以在就业机会更多或更好的大中城市长期居住和稳定就业，由市场机制所导致的生产活动和财富创造在地域上的快速集中，同制度限制下人口长期分布格局调整的相对滞后形成鲜明对比，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区域人均收入差距程度都在加大，由此导致很多社会问题。     

　　曾毅：我认为，我国今后20年左右仍处于“人口红利”时期， 虽然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上升，但不是很高。如果生育政策平稳调整，造成的出生数增加不但不会带来过重负荷，反而会因儿童消费较大而显著拉动内需，扩大就业。但2030年后我国将不可避免地进入老年人口数量与比例快速上升、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与比例快速下降的“人口负债”期。因为人口结构问题的改善至少有一个20年的滞后期，即今天出生的婴儿要到20年后才能成为劳动力资源。如果我们现在开始实施二胎晚育软着陆，新增婴儿在20年后进入劳动年龄时正值 “人口负债”期，不但不会增加就业压力，而且将大大减轻劳动力资源萎缩与人口老化的压力。如果等到5年、10年、15年后再去调整生育政策，新增婴儿在2030年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是需要抚养的少年儿童，与那时的老年人口比例激增及劳动力资源快速萎缩迭加在一起，则可谓雪上加霜，悔之晚矣！

　　易富贤：我的观点是，2010年开始的用工荒，已表明中国全面劳动力短缺时代已经拉开序幕。2050年之后，中国的老龄化将进一步加重。今后老龄化的重压会将中国压趴下，几代人都爬不起来！有些人口学家认为降低生育率可以降低儿童抚养比，从而降低总抚养比，将总抚养比的降低视为人口红利。其实总抚养比并不是越低越好。凡事皆有度，过犹不及。最适合经济发展的总抚养比应为50%—60%，消费与就业关系最为和谐，社会也就比较和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