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相乐 北京报道

　　34年后，电影和文字的唐山大地震重新闪回

　　 34年前的公元1976年7月28日，中国唐山发生里氏7.8级大地震，造成242769人死亡。地震造成的灾难场面惨烈到极点，为世界罕见。

　　 为纪念和缅怀那段历史，由著名导演冯小刚执导的《唐山大地震》于7月22日0：00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同步上映。截至影片上映的第二日，也就是7月23日0：00，在短短的24小时内《唐山大地震》创造了3300万人民币的高票房。对此，冯小刚面对采访时毫不掩饰内心的喜悦：“我觉得最后票房过5亿，是可以实现的。我很有信心，因为《唐山大地震》是一个后劲儿大的电影，我相信观众的口碑会带来更多的观众。”

　　 冯小刚收获的不仅仅是高票房，同时也获得了观众对《唐山大地震》的良好口碑。两个多小时的天崩地裂和温馨感人，让许多观众泪眼婆娑。很多场次放映结束后，都有观众自发带头鼓掌。“唐山大地震那会儿，虽然我才十几岁，但对那段经历记忆挺深的。这部电影虽然地震场面不多，但整部影片牵动人心的亲情，尤其是伟大的母爱，很感人。”一位亲身经历过地震的观众如此评价这部电影。

　　 一部电影，唤起了很多人对于唐山大地震的记忆，让人们再难忘却7月28日这一天，感谢冯小刚导演，感谢他的电影《唐山大地震》。它掀起了无数国人对于唐山大地震的重新认知，对唐山的重新认知，对中华民族精神的重新认知。

　　 事实上，不止是冯小刚，20多年前，钱钢创作的报告文学作品《唐山大地震》的问世也曾引起巨大轰动。

　　 在唐山大地震34周年纪念日到来之前，怀着对地震中死难同胞的缅怀之情，我们采访到了《唐山大地震》的作者钱钢，与我们一起分享他的创作经历，一同回顾那段给人们带来伤痛以及感动的历史。

　　创作的缘起与经历

　　 《华夏时报》：今年的7月28日是唐山大地震34周年纪念日，那么就您自己而言，每年的这个时候是否会回忆起那场让全中国都刻骨铭心的大灾难呢？哪些画面会浮现于您的脑海中呢？

　　 钱钢：会。最难忘的，是护送孤儿去石家庄的那天早晨，我在一片废墟的火车站所见的场面。这在我的书里有很详细的描写。

　　 《华夏时报》：在中国，目前以地震灾难为题材的作品书籍，最为经典的就是您写的《唐山大地震》了，请问当时您为什么会想到去写这样的一本书呢？您是抱着怎样的一种情感去进行写作的？

　　 钱钢：1976年，我在军队，被借调到上海的文学杂志《朝霞》做编辑。地震发生后，我跟随上海市防疫大队到唐山参加抗震救灾，同时为杂志组稿。当时没有想过写《唐山大地震》这样一本书，也不可能。那是文革后期，我们的头脑还在禁锢中。但我是个文学青年，注意搜集资料。1979年，我当了记者，受到了专业的新闻训练。1984年，我开始重回唐山采访。80年代中期，思想活跃，讲真话、讲人话，成为我们那代新闻人的追求。我要为后人留下一场大灾难的真实记录，记录灾难中的人性，这是采访、写作时的追求。我不是唐山人，但我说“我和我的唐山”——这就是我当时的情感。

　　 《华夏时报》：当年在采访过程中让您觉得最为震撼和感动的人物或者事情是什么？

　　 钱钢：最难忘的人有：最早到北京报警的矿工李玉林；在废墟中坚持了13天获救的卢桂兰老妈妈；还有坚持了15天才获救的5位矿工。看守所和精神病院的故事，也让我震撼。

　　 《华夏时报》：您曾经在地震的废墟之上采访了数月之久，又用几年的时间跟踪采访了幸存者，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支撑着您去完成这样一个浩大工程的呢？

　　 钱钢：在我的书里，附录了一篇《纪念我的蒋叔叔》。这里有一段不寻常的故事，是这位叔叔，在很多年里鞭策了我，支撑了我。

　　 《华夏时报》：在创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您是否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那种感觉是不是会让人觉得恐惧？

　　 钱钢：那是非常宝贵的“口述历史”，我的《唐山大地震》里，最珍贵的资料，一是地震目击者的口述，二是幸存者的口述，这都是我在采访中一个人一个人地记录下来的。细看过我的书的朋友会发现，他们当然有恐惧，但绝不仅仅是恐惧，他们的坚毅、隐忍，甚至是乐观，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创作后

　　留下的思绪

　　 《华夏时报》：20多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这本《唐山大地震》依然是那么的经典、那么的真实，以至对于很多没有经历过地震灾难的读者来说，读完后都会有一种仿佛亲身经历了地震灾难一般的感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您的《唐山大地震》似乎更像是一部纪录片。可以理解为“真实的还原”，这是《唐山大地震》成功的因素之一吗？

　　 钱钢：讲真话，其实是一部作品的底线。

　　 《华夏时报》：您曾说过，在1980年代您创作《唐山大地震》半年多的时间里，您发现自己已经与地震，而不仅仅是唐山产生了无法解脱的感情维系。这种无法解脱的情感在后来国内的汶川、玉树大地震中是不是都会有所体现？这种情感具体的表现是什么？

　　 钱钢：汶川地震发生后，我在报刊和网络连日撰文，为救灾建言。后来又写了两万字长文《地震预警初探》。今年我特别呼吁，要警惕巨灾的脚步跨过“胡焕庸线”，即中国人口的疏密分界线，要警惕在我国的东部地区发生巨灾。

　　 《华夏时报》：您以前曾说过“唐山大地震，总是在本该记起的时候被遗忘，而当它被提起时，又让人不堪记忆”，您觉得现在提起唐山大地震除了勾起往日的悲痛记忆之外，是否会有一些积极的作用呢？

　　 钱钢：在我看来，直面灾难和人生，没有截然而分的消极和积极。悲痛和振作，加油和反思，都是一个整体。

　　 《华夏时报》：34年前的唐山大地震、2年前的汶川地震，除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伤痛，还给了我们一些什么东西呢？有什么值得我们反思的吗？

　　 钱钢：永远勿忘苍生之恸。

　　再回唐山

　　 《华夏时报》：您最近一次踏上唐山的土地是什么时候？

　　 钱钢：2006年，唐山大地震30周年。央视新闻调查的记者柴静、编导范铭和我一同去唐山。柴静采访了我，他们制作了《回望唐山30年》。两年后，柴静出现在汶川地震的现场。她对普通人命运的关注，让我看到唐山给优秀传媒人留下的心灵烙印。

　　 《华夏时报》：在《唐山大地震》与《大清海军与李鸿章》等之后，接下来会有什么作品与读者们分享吗？

　　 钱钢：希望读者朋友喜欢《大清留美幼童记》（我和胡劲草合作，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旧闻记者》（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我在香港还出版了《中国传媒与政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