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世界性萧条之后，中国经济又面临着一轮发展机遇。在这一轮增长中，政府可能把自己手里的资源更多地配给谁?

　　“非公经济新三十六条”已经颁布一段时间。人们可以确信的是，尽管对于国有资本有事前的帮助，但中央政府已经彻底解决了经济运行当中的公正问题。以此规定为限，所有加之于民间资本身上的岐视性待遇，都已经被去除。尽管还有一些领域确实存在所谓的“玻璃门”现象，但从起点公平角度看，各级政府都已经没有了对企业资本性质上歧视的主观故意。换言之，在国民经济已有的各行各业中，只要谁能筹到足够的资本，又自认为有能力运营都可以去试试看了。

　　有了这种起点，对于国内经济走出经济危机尚存的阴影区域，实在是一个重大推动力。加之中央政府正确地指出了“城镇化”这样的经济发展方向，用区域振兴和收入倍增计划对经济前拉后推，尚有潜力的中国经济前景可期。

　　不过，在经济多点开花，繁荣深入整个国家的过程中，不可否认的一点是，现时政府手中仍然掌握着很多资源，包括土地、牌照、特许经营权、政府的优先保障、资本市场筹资通道等资源，更不用说财政的直接补贴和临时的消费刺激政策等手段了。

　　对于政府的这些资源，自有人会认为这都是造成不公平竞争的因素。但历史地看，政府手中掌握的资源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这就是国家的进步。

　　不过，目前的情况是，走出世界性萧条之后，中国经济又面临着一轮发展机遇。在这一轮增长中，政府可能把自己手里的资源更多地配给谁?

　　如外电评论，这一轮的中国发展，是工业化由沿海向国内纵深腹地的进展。如果顺利，这将是人类历史上又一次浩大的西进运动。与历史上政府单边推动的国内经济多极发展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市场和政府一起推动。由于东南沿海地区包括土地、人力等诸多要素价格猛升，各种类型的资本都开始向具有纵深的中国腹地推进。

　　这应该是一次绝好的机会。

　　包括中央与地方在内的各种政府要素，在这一次的经济进军过程中，能不能把资源配置给高效企业，是中国经济能否从各种怪象中走出来的核心。在前30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经济的成分单一，资本多元化程度不高，因此改革具有单一性，对于发展经济所急需的资本，政府只有接受的份儿。而30年后，国内各类资本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包括国资、外资和民营在内资本已经开始为投资机会而争夺了。

　　博弈形势的变化给手握资源的政府以机会，但并不意味着政府就一定能用好这一次机会。从作者对内地的走访来看，由于对经济发展的渴求，除了对污染企业严厉控制之外，政府对投资企业的选择还停留在比较原始的阶段，基本上还是来者不拒。

　　那么，政府应以什么标准来选择企业并给予资源?高新技术?政府关系?更高一级的政府扶植?或者，还是以资本的种类来决定?

　　事实上，国内有一个著名企业家在这方面早有断言：企业和企业家，掌握了资源而不创造财富，就是犯罪!换言之，从长期而言，企业的生存之本，就在于效率。如果把企业看做一个黑箱，这一头输入其所需各种资源，那一头输出社会所需的各种产品和服务。那么，我们评判企业的优劣，无疑就在于企业拿到同样的资源，产生的产品和服务是不是能更多些，更好些。掌握了同样的资源，企业能不能产生对社会更有用的创新。

　　可以预判的是，对于这一轮迫在眼前的西进运动，如果各级政府对于公平性掌握不足，未来会留下各种各样的抱怨。正如先前政府投入的4万亿元，大量的资本抱怨机会没有落到自己的碗里，而事实上，真正拿到机会的人却绝不会赞扬政府，原因就在于给予机会的标准不透明，更遑论其公平性了。

　　就整个中国转型而言，政府的转型是众望所归。只有政府转型成为小政府，关于公平的抱怨才会越来越少。但政府转型为小政府之前，公平资源给予的标准，让各种来源的资本万马奔腾，也不失为一种良好的替代方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