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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12日，在韩国大田举办的IMF亚洲峰会期间，印度前央行行长雷迪博士(Y.V. Reddy)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专访。

　　雷迪在为期5年的任职期间曾经为印度银行业制定了严格的借贷准则，帮助整个印度银行体系在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中幸免于难。这一次，他将与广大中国读者分享印度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监管哲学”。

　　第一财经日报：对印度银行业的审慎监管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纽约时报》曾写道，“印度有着一位‘反格林斯潘’的银行监管者，他的名字是雷迪博士”，并称你为“在正确时间做着正确工作的一位正确人选”。回首过去，你如何评价你在印度金融监管体系中发挥的作用?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下你在金融监管改革方面的经验?

　　雷迪：首先让我来谈谈“监管哲学”的概念。在“监管哲学”里，一位监管者应该是受到尊敬的。其次，监管者应该有执行监管的权威，并同时拥有监管的决心。而毫无疑问，金融市场却偏好更多自由。这是监管的基本哲学。

　　在这一框架之下，我首先要探讨的是“银行的角色”。我们对银行发行金融许可证，银行为人民提供储蓄，而人民之所以愿意将钱存进银行，是因为他们信任银行。我认为作为监管者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要保护储户。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存款的地方，也需要一个能够让钱流动起来的地方，如果银行破产，不仅储户受损，政府也不得不进行救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的方式是“预防性”的，我们不得不如此，因为问题是无法被提前定义的。哪怕只是刚怀疑有问题，最好的方式还是预先采取行动，而不是坐等问题爆发。

　　其次，在印度有很多贫困人口，我们不得不更加重视保持稳定，无论是价格稳定还是金融稳定。在每一个经济体中，既要重视增长，也要重视稳定，为什么“稳定”对我们更重要?我的理由是，一方面，在印度有很多人还没有社会保障，如果他们失业了，就会没有收入来源。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发生后，传递到贫困人口，为他们带来福利的过程会存在一定“滞后”。因此，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是立即可得的福祉。那么“监管哲学”的另一方面就是要重视稳定。

　　但我想明确一点。人们通常认为我们比较保守，而“保守”通常意味着“按兵不动”。但在印度，事情却截然相反——我们确实“保守”，但我们采取了很多行动，就和中国一样。当一些国家监管不力的时候，我们却加强了金融监管制度。因此我们虽然保守，但却在不断行动。其次，人们说我们因此牺牲了增长。但如果考虑储蓄率和投资率以及生产率条件，印度平均9%的经济增速是相当高的，这也就不能说我们牺牲了增长。

　　日报：印度的银行并不像美国银行那样高度杠杆化，资本金比率达到12%~13%而非7%~8%。而类似CDO和其他证券化产品的金融衍生品也只占了银行体系的一小部分。你如何看待这些“创新金融产品”的功能和本质?

　　雷迪：实际上，当这些金融品出现的时候，我正好开始担任高层职位，因此必须要理解这些产品。如果一些产品我都无法理解，怎么让民众去理解?这是最基本的道理。其次，银行业的风险已经逐渐转移到这些衍生品。

　　随着这些产品的发展，我们必须要牢记两件事：首先是金融创新的最终目的，如果其本身就包含了风险，那么它们传播风险就理所当然。另外，有些时候创新具有迷惑性，有些时候创新是为了规避监管。而有些时候，创新交易具有乘数效应却别无他用。因此当然我们要对其进行监管。

　　如果展望未来，我想我们已经从这次危机中看到了金融创新的负面效应，也应该得到相关经验，从而对我们自己的证券化过程进行某种程度上的监管。

　　让我来说一个有关衍生品的小故事：有人说，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是，有一面镜子，当你在实体经济中进行交易时，就好像是在照这面镜子，你能清楚地看到你正在做什么，这就没有问题。但当出现第二、第三……甚至第十、第一百……数不清的镜子时，你就分辨不清最开始的交易是什么了。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乘数效应。

　　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已经走向了极端。沃尔克就提到，唯一有用的金融创新就是ATM的发明。我当然不会说得那么极端，但我们必须要小心翼翼地对待金融创新。

　　日报：目前美国和英国都在力推新的金融监管改革，而美国政府有望很快通过这一全面改革金融体系的法案，你如何看待本次危机后的全球金融监管趋势?

　　雷迪：我认为无论英国还是美国，都存在“去监管化”过度的情况，因此他们确实有必要“再监管”并重新制定监管法则。但英美两国都面临着一个严重的“两难”困境——中国和印度必须密切关注这些国家的经验：这两个国家都想要通过发展金融业来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而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就必须吸引金融服务活动，而要吸引金融服务活动，你就不能有太严厉的金融监管，但相对温和的监管规则又会导致金融部门出现灾难。

　　这就是英国和美国为了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所面临的困境：他们不断地“去监管化”，不断地将监管规则“温和化”。而现在的问题是，一旦想要“再监管”的时候，就必须把握监管严厉的尺度，如果过于严厉，金融部门活动就会撤离。

　　目前的金融监管改革存在这样一种格局：一方面，美国和英国正努力改革他们本国的监管结构并减少严重的问题，另一方面，又在力推全球范围内金融监管的统一框架，这样一来就能减少他们的潜在损失。

　　也就是说，他们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金融监管必须与鼓励金融部门的首要利益相妥协。但有所加强的金融监管将不可避免地让他们损失一定的既有优势。

　　日报：所以为了防止“监管套利”，他们也在向亚洲国家推销类似的金融监管框架。

　　雷迪：对，这正是我想说的。从一开始的“去监管化”到现在的“再监管化”，他们现在却告诉每个人：“你们也要不多不少地照做”。

　　但这样的全球监管框架，即英美国家要求其他国家采取类似的金融监管措施，还存在另一个问题。想象一下，如果五六年前我们拥有统一的全球金融监管框架，那么这一体系也会被伦敦和纽约所“统治”，因为他们就是那时的典范。如果当时的监管规则得到全球认可，而我们国家也应用了一样的规则，那么在这次危机中整个全球金融体系都会受到影响。因此一定程度的多样性是有必要的。

　　所以我相信，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必须要考虑自己的利益。在G20或者其他全球金融峰会上，要提出“不必过度绑定全球金融监管规则，每个国家都应该留有余地”。如果考虑那些大型跨国银行，那么它们确实有必要受全球一致的监管约束，但还是得保留多样性。

　　日报：你认为防止下一场金融危机的发生，是否只是美好幻想?

　　雷迪：让我来这么说，金融体系存在着一些根本问题，而这些问题还没有被真正解决。我认为，完全的金融全球化是一项“次优方案”，而我们需要一种权衡。欧美国家需要权衡金融监管的程度，金融服务业较为复杂，交易规则的效果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显现。目前这些国家正在努力，而我也希望他们的努力可以成功。

　　因此我不预计会很快有另一场危机。但是，我们更不应该指望的是，本次危机已经过去了，目前的这场危机可能会持续更久的时间，而我也预计复苏到常态的道路会较为坎坷。我所说的“常态”，不会是过去“旧态”，而将会是一个全新的“常态”，而我们没有人知道这个“新常态”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