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严瑜 综合报道

　　幸福的测量还是一个刚刚开始的事业。新生事物出现的时候总会有些混乱，比如根据不同的评估系统，同一对象得到的评价可以大不相同。著名调查机构盖洛普公司的“世界民意调查（Gallup World Poll）”最近公布“全球最幸福的国家和地区”的排名，根据它在2005-2009年间对世界155个国家的调查，中国大陆位列125位，也即倒数第31位。而另一家全球著名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曾对24个国家的民众进行问卷或采访式调查，于2008年7月发布名为“国家信心指数”的调查结果，指出接受调查的中国人中有81%表示对本国现状感到满意，居皮尤调查的20多个国家之首，大幅领先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

　　盖洛普和皮尤这两家调查机构都享有较高专业声誉，前者为盈利性调查公司，后者为非营利组织，资金主要来源于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盖洛普的调查重点是人们对个人生活状况的满意度，皮尤的重点是人们对国家状况的满意度，它们分别是幸福测量的两个密切相关的侧面。但它们在同一时段进行民意调查，对中国民众的满意度的结论差距如此之大，我们究竟信谁？其实，与其仅仅根据个人感觉猜测它们之中谁更接近事实，不如思考如何才能更好、更全面地测量幸福和满意度。除非有质量更高的调查，否则很难挑战盖洛普和皮尤的权威性，即使它们的判断存在相互矛盾之处。

　　但目前的确并无现成的幸福测量办法可资挪用。法国总统萨科齐2008年设立的经济绩效与社会进步评估委员会（即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或称斯蒂格利茨委员会）于2009年发布的长达300页的报告，最好不过地显示这一事业尚在探索之中。

　　开放源代码的“国家仪表盘”

　　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提供的是从国家治理层面出发的另一种测量幸福的思路。无论是盖洛普还是皮尤，都依托对个人满意度的主观调查来分析各国的满意度，而且个人满意度涉及的层面相对简单，也无意于影响政策决策。而从国家治理层面出发的幸福评估，则同时兼顾个人满意度和公共政策满意度，兼顾主观调查数据和客观数据分析，并且着意于帮助政府作出更适宜的公共决策。

　　斯蒂格利茨在接受采访时用汽车做比喻，解释了建构幸福测量体系的思路。他说，如果一辆车只有一个测量仪，只能知道行驶速度有多快，就像现在的GDP，它本身并不坏，但它不会告诉你更多信息：你还剩多少燃料？你还能开多远？你已经行驶了多少英里？因此如果想要一辆安全的车，一定得有一个大的仪表盘——当然，这个仪表盘也没法大到能够装下所有信息。那么，在G.D.P.之外，新仪表盘上还需要装多少测量仪？

　　斯蒂格利茨委员会的报告提供了一个指引（编者按：参见本版欧树军对报告的译介），但它仍然不是一份可以拿来就用的具体方案。正如《GDP的兴衰》的作者乔·盖特内尔所指出，事实上，它更像一个挂在网页上并开放了源代码的软件，谁都可以下载、讨论并进行修饰。它并未表示一个国家应该如何评估其发展，它不过是提醒大家要想想如何评估国家发展状况罢了。我们的挑战在于，提出使用新指标的建议，与将这些建议付诸实践，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当我们了解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报告的谨慎，也就可以知道，盖洛普和皮尤的调查关于中国的部分的结论相距甚远，也不是无法理解。毕竟，目前测量幸福和满意度尚无成熟轨道可以遵循。

　　“国家仪表盘”面临挑战

　　斯蒂格利茨委员会的成立，以及“国家仪表盘”的构思，包含了欧美左翼和右翼超越分歧进行合作的努力。萨科齐一般被认为是欧洲右翼的一个重要代表，而斯蒂格利茨和沙玛蒂亚·森都是有着较强左翼色彩的经济学家，目前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已经达到20位左右，其中相当部分都倾向于左翼。斯蒂格利茨指出，萨科奇赋予了委员会一项自由，让委员们能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放弃或改造GDP这个指标。法国总统显然看到了这一举措的政治好处，即在停滞不前的经济状况中艰难前行的他，可以采用一系列更为综合全面的指标，凭借在就业和生产领域之外的表现而获得成功。

　　不过，“国家仪表盘”的构思仍然面临激烈争论和挑战。此前一段时间，委员会的报告在欧盟统计局等机构引发了激烈辩论。今年4月，英国《经济学人》专门就GDP存废的问题，邀请2009年加入斯蒂格利茨委员会的英国沃里克大学经济学教授奥华德（Andrew Oswald）和英国经济研究局主席兰德菲德（Steve Landefeld）进行辩论。而更重要的挑战或如斯蒂格利茨所说，如果一些政府官员察觉到这一新评估机制中隐含的危险，他们是否可能得出结论说，它会导致政治混乱，因此应当避免这种全面改革。例如，对于那些以前没有过环境指标的国家来说，强调环境指标会让环境立法承受非常大的压力；而经济评价标准的调整，也很可能会让政策制定陷入相当复杂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