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晨昱

　　新近公布的上半年经济数据消除了一部分人关于经济快速回落的担忧，但是，随着宏观环境的日益复杂，中国年初以来的政策面临调整的压力。

　　2010年上半年的政策最大变化是，中国经济的主动去杠杆化。在方向上，信贷紧缩、楼市调控、整顿地方融资平台构成了有步骤的三部曲。随着国内外局势变化，宏观方略势必相机抉择。笔者认为，紧缩与放松的单边思维应摒弃，政策遵循的路径将是松紧互现。

　　2007年以前的近十年里，中国经济呈现出持续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因此，政府防止的主要是经济发展过热问题。2007年后，随着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经济开始遭遇增长与通胀的双重纠结。尤其是，中国经济的上述难题已非内生。

　　一方面，外需型经济受国际经济形势左右。如果外部环境持续恶化，势必影响国内经济增速；另一方面，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充当了新的流动性来源。国内通胀和全球性通胀的发展程度息息相关。这种经济困境在2008年无疑估计不足。宏观调控在紧缩流动性的过程中遭遇外部经济环境的突变，引致中国经济遭遇了双重紧缩。经济增速回落同样立竿见影，但已非正常回落而是逆转，从单季度10%以上的增长跌落到7%以下。

　　今天的中国经济，和2007年，依然有不少相似之处。其一，通胀抬头。2007年的通货膨胀水平更高，而房价增幅相对较小，过去这一年，中国的通胀也在抬头，不过仍属于温和水平，但房价的飙涨则超过2007年。其二，经济增速放缓。从工业增加值看，中国的增长在2007年2－3季度就已经见顶，而中国的股市也在2007年10月封顶后急速回落。而当前的中国经济，工业增加值增速看起来已经开始放缓，而股市也出现了大幅回调。其三，宏观政策收紧的措施主要表现为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限制贷款总量以及出台打压房价的措施。

　　2007年被动调控的教训归结为两点：做得太晚和做得太过。太晚导致了过热没有得到及时避免，而做得太过则导致了2008年的偏冷。换句话说，中国宏观紧缩的刹车板，不仅不能踩得太晚，而且不能踩得太急。

　　针对高增长、高通胀周期，宏观政策导向的基本特点是反周期。但在经济增速放缓周期，反周期特点未必能够得到充分体现，需审慎把握调控时点和持续时间的差异。从2008年的宏观调控可窥一斑。2008年上半年虽然从GDP增速的绝对水平看仍然在10%-12%之间，但GDP增速的变化趋势确已呈现向下态势，GDP增速从2007年2季度的15%滑落到2008年1季度的11.3%和2季度的10.7%，CPI和PPI虽然还在高位，但也从2008年1季度开始回落，这是一个经济增长见顶回落的阶段，或者说是一个长增长周期的尾声阶段，所以此时采取的反周期效果就是南辕北辙。

　　按此类推，2010年经济下行的总体宏观环境中，仍然不能简单按照“反周期”宏观调控逻辑。中国经济不仅将感受到真实的增长率下行压力，还在当下面临着多重尴尬：其一，内外经济失衡纠缠。内外经济失衡是宏观调控难度日益增大的终极原因。内外经济失衡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造成制约，呈现调控的多目标性，这些目标涉及物价、汇率、投资、经济增长等多个变量。其二，通胀与紧缩互现周期缩短。从2007年以来，在投资结构不能有效适应消费结构的情况下，通胀与紧缩互现周期大大缩短，使得宏观调控“松紧两难”。其三，流动性总量宽松与结构趋紧并存。央行将在控制银行体系流动性，同时又要提供宽松金融环境以启动内需这两个短期目标间陷入两难境地。其四，调结构与就业的矛盾凸出。就业的结构性矛盾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进一步突出，并且就业质量及其引发的社会风险和贸易风险越来越显性化，宏观调控中的社会权重不断上升。其五，房地产调控 “量跌价不跌”的格局与“价跌量不跌”的愿景相去甚远。

　　可以预期，在政策上，简单的总量手段已不再是重点，更多将采取结构调整的方式以稳增长。一方面，就整个货币政策的节奏和力度而言，或较之上半年将趋势性放缓；另一方面，需要宏观政策的换挡来对应经济基本面的转势。与此同时，针对结构失衡以及节能环保，中国在部分微观领域的调控正发出愈来愈紧的信号，而中国真实的结构升级将有望在2010 年第三季度提前启动。战略新兴产业承担着中国经济产业结构的升级，区域经济承担着中国经济地理结构的升级，收入分配承担着中国经济财富流转的升级，三者共同撑起了中国经济结构升级的三条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