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四倍

　　21.71分和21.87分，这是全国31个省级政府财政透明度近两年的平均得分。“一年增长了0．16分，按照这个速度，每一百年能增长16分，要等到300年后我国的财政透明度才有望及格。”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蒋洪说。

　　300年，这个结果真是吓人一跳！从此前的报道来看，上述财政透明度采用的是低要求的评分标准，离国际规范相差很大，但即使这样，各地得分还是很低。

　　这个惊人的现实，反映了行政机关在透明度面前的真正差距，隐藏其后的重要原因就是信息公开、内容、形式往往由有关部门自身决定，没有考虑公众需要，缺乏有效的法制监督，更缺乏相应问责机制。

　　公共预算是政府的收支计划，是政府全部活动信息的记录。它本质是代理人（政府）向委托人（公众）汇报其工作情况的最重要文件。可以说，公众知晓预算就是知晓政府，预算公开透明就是政府公开透明。“财政透明度”300年才能及格，隐藏其中的官意和民意之间的差距何其大！如此低的“财政透明度”表明，当下的公共预算远非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预算。公共预算意味着公众应参与和监督整个预算过程，而预算信息的公开是大前提，否则监督就是一句空话。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官僚们总倾向于通过简化财政信息来掩盖低效的行政行为。如果不公开当前的财政支出及其政策后果，很容易让选民产生财政幻觉，对大量的财政浪费一无所知。

　　公共预算不仅仅是政府财政收支数字，更是现代社会中建立一个责任政府的关键所在。没有预算的政府是看不见的政府，而看不见的政府很有可能成为不负责任的政府。预算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把看不见的政府变为看得见的政府。只有看得见，人民才有可能对它进行监督。在这个意义上，预算是一种对政府和政府官员非暴力的制度控制方法。正因为如此，300年后才能及格的“财政透明度”，是一个怪胎，需要着力消除之。

　　一个好的政府应该是民主的政府，而民主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应该对人民负责，它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就是政府的各项制度及信息对人民公开，保持透明。早在数百年前，西方学者就梦想着把政府变成“玻璃缸里的金鱼”。假如政府行政能如金鱼缸一样清澈透明，让缸外人———公众看得见、看得清，将是社会之福。但是，300年后才能及格的“财政透明度”，让人失望，更让人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