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刚 专栏

　　器物的现代化不能等同于现代化，更不是其核心内容。所谓现代化，也绝非仅仅是指物质方面，还要包括社会与人的现代化，而后者更为关键，其要义在于制度文明和观念文明两个层面。如果一个民族器物文明非常现代，而制度文明和观念文明依然停留在传统社会，那么这个民族就很难说是现代化的。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制度文明尤其是观念文明或许更为重要。没有思想的解放或观念的进步，就不会有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物质的文明。正因如此，现代西方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是伴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同步前行的。很难想像，如果没有这些思想文化运动的推波助澜，会有现代西方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反观中国人的现代化历程则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开始的，尽管同样经过了由器物到制度再到观念三个层面的发展过程，但却充满着屈辱和动乱。

　　本来近代中国，中华民族是曾以西方为榜样的，但被凌辱的经历，却使之抱着极大的疑虑：“为什么先生总是欺负学生？” 因此，对外来的制度文明和观念文明，无论是上层统治者，还是社会下层从内心是有戒心的、拒斥的，而且历史越往后发展，此种态势越为明显，甚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以种种理由坚持闭关锁国。

　　在中国，“德先生”和“赛先生”一直难以干过“孔先生”。为什么陈独秀奔走呼号的“只有德先生和赛先生才能救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的遗愿仍未实现？其实，中国人对民主和科学的渴望，可以说一点也不逊于“不自由，毋宁死”的法兰西民族。从新文化运动起，中国人就开始拥护 “德”“赛”这两位先生。由于中国是一个专制主义传统较为深厚的国度，几千年来一直是皇权统治。所以，“五四运动”一来，人们对民主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情感。“五四运动”已经将近一个世纪了，可我们实在很难说这两位先生在中国大地上安了家落了户，从世界各地兴办“孔子学院”，到神州大地的所谓“国学热”，让我们实实在在地领教了“孔先生”的至尊地位。为什么时至今日，“德先生”和“赛先生”仍旧抵不过“孔先生”？原因就在于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拥护，要么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要么是出于单纯的经济考虑，并非是从心底接受西方的制度文明和观念文明。

　　在20世纪的革命中，中国人一方面为政治的民主而奋斗，另一方面又把自由视为洪水猛兽，不知二者究竟关系如何，更不知没有自由的民主，同专制之间仅有一步之遥。自由是民主的前提和基础，是民主政治的内核，没有自由的民主，要么是暴民政治，要么是传统的皇权政治的变种，根本不可能达到事实上的民主。严复所说的“国贵自主、人贵自由”道出了问题的实质，国家兴亡盛衰与否的关键在于个人的“自由”与“不自由”。改革开放，中国逐步接受了市场经济，却没能完全领略市场经济的精髓。其实，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自由。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的经济顾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享有“穷人的经济学家”美誉的阿马蒂亚·森，在分析研究了众多发展中国家大量的经验资料基础上得出了卓越的研究成果，他指出：自由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发展就是扩展自由；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促进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对于这一理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思·阿罗更加直截了当：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将发展视为目的并无意义，“经济发展就其本质而论，在于自由的增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