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报记者 朱振

　　

连日来，农产品市场的涨价之声又一次引发人们的关注。

　　据新华社全国农副产品和农资价格行情系统监测，本月21日，全国监测的21种蔬菜中有15种价格上涨，1种价格下降，5种持平。同日，江苏、湖南、广东等地信息采集员反映蔬菜供应紧张的状况未见明显缓解，价格仍在高位运行。同时，辽宁沈阳、铁岭、盘锦等地信息采集员也反映，20日以来，当地遭遇强降雨，受此影响，当地市场蔬菜供应量有所减少，部分蔬菜价格涨幅较大。

　　今年4、5月间曾经因价格飙涨而引发多方关注的大蒜和绿豆也身居菜价反弹之列。一周以来，北方地区大蒜价格一度涨至每公斤12.8元，而在5月中旬，蒜价曾降至7.4元/公斤。而在国家相关部门加强监管后曾经价格应声下跌的绿豆，进入7月后也强劲反弹至每公斤15元以上。

　　此次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原因为何？缘何监管重拳之下仍难控制菜价波动？是否会加重通胀压力？带着百姓关心的一连串问题，本报记者对北京市新发地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玉玺进行了独家专访。新发地作为北京市交易规模最大的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高峰期日吞吐蔬菜近1200万公斤、果品近1500万公斤。新发地市场的蔬菜价格指数也和上海曹安，河南商丘，重庆的观音庙一起，被记为全国农产品市场最具影响的四大价格指数。

　　新发地7月21日的农产品供应价格数据显示，当日农产品价格涨跌不一，其中蔬菜上市总量为1096.4万公斤，较去年同期增产1.14%，而平均价格达到1.215元/斤，较去年同期上涨32.07%。

　　《中华工商时报》：一段时间以来，国内蔬菜价格又出现回升，这也让人联想到今年4月份左右的那一轮蔬菜价格波动。在您看来。此次菜价上涨和上一次有何不同？

　　张玉玺：最近蔬菜价格上涨有一定的特殊原因。新发地的统计显示，今年6月至7月的蔬菜环比价格出现了上升，这是比较罕见的。以往年北京市场的经验来看，7月份菜价相较于上月一般会出现下降。这是因为北京七、八、九三月主要以消费甘肃、宁夏、内蒙古、张家口等地的蔬菜为主，而由于今年南方遭遇洪涝灾害，导致原本充裕的南方蔬菜市场难以自给，因此南方的蔬菜经销商也北上甘肃、宁夏、张家口这些地方进货，这就导致了北方蔬菜产地的供应量分流，从而促使价格上涨。

　　《中华工商时报》：此次涨价中蒜价和绿豆的价格回升格外引人关注，距离上次价格暴涨不到一月，再次出现价格反弹，您认为这原因是什么？近来农产品价格出现大起大落的原因又是什么？

　　张玉玺：很多人将前一阵子的蒜价上涨归因于恶意炒作，说是张悟本推升绿豆价格。这有一定道理，但这不是农产品价格波动的根本。农产品价格是看起来复杂，但说起来很简单的事情。就是“多了贱，少了贵”的规律。以大蒜为例，今年蒜价最高的时候达到十几块钱一公斤，接着回落到五六块钱。气候原因导致新蒜上市推迟是一方面原因，但这不是本质原因。

　　根本原因我认为是大蒜最近三年的价格过低。在2009年4月份，新发地大蒜批发价甚至只有2毛钱一斤，这个价格无论是对于运输、冷藏还是种植，那一个方面的成本都是不够的。这么低的价格就导致蒜农种植的积极性大受打击，大蒜种植面积快速萎缩。全国大蒜的种植面积由2008年的1000多万亩，下降到了2009年下半年的500多万亩。面积的极度减少，再赶上今年出口增长，这就推动了国内市场蒜价的飙升。因此说蒜价的上涨，是一种更深层次上的供需矛盾不平衡。

　　不过我预计今年9月大蒜的种植面积肯定会回升，因为市场上都有共识种大蒜挣到钱了，这样来看，到2011年5月，蒜价肯定会回落，我反而担心届时价格会跌的过于猛烈。

　　《中华工商时报》：本月初，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联合通报了几起囤积哄抬农产品价格违法案件的查处情况，您认为在加强监管的同时，监管能否平抑菜价的波动么？什么办法措施来预防农产品大起大落？

　　张玉玺：在我看来，蔬菜价格的上涨与下跌，不是哪条政策能管住的，毕竟现在中国已经不是计划经济年代。蔬菜种植者会主要根据市场价格来判断种或不种，这是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供需主要靠价格杠杆来调节。如果不解决供需矛盾，光强调监管，效果是很有限的，甚至管了也没用。不能说看见价格上升就加个秤砣，看见价格下跌就减个秤砣，这样天平就难以平衡了。

　　前不久很多蒜农因为囤积大蒜而被处罚，实际上，我认为囤积大蒜这是一种正常的市场行为。将大蒜收获以后，部分流通到市场，部分储存起来，这是一直以来的通常做法，并不能说他是囤积居奇。反而以我的经验来看，以往囤积大蒜的蒜农很多都亏得很惨。以前去山东调查，当地人经常请我们把整个仓库的大蒜全都免费拉走，为的就是腾出仓库，储藏别的蔬菜。我就问他们，原来管这个仓库的人呢，回答是都跑掉了，因为把这些大蒜全部流通售卖出去的成本，加起来还不够交仓库电费的，所以囤积也是很大风险的。

　　《中华工商时报》：您认为未来菜价的走势会怎样？目前农产品市场所面对的最主要问题是什么？

　　张玉玺：以我来看，未来的农产品价格还会源源不断的上涨，这主要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现在务农不如务工。由于很多外来产业向内陆迁徙，如果农民工能在自己家门口挣到不错的薪水，那没有人愿意选择背井离乡了。全国的雇工成本都在上涨，这必然推动菜价的上升。但同时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很可怕的现象。过去我们称城市里的孩子“五谷不分”，但是现在很多农村的孩子也是“五谷不分”。很多祖祖辈辈务农的家庭，不会再让自己的孩子选择务农，宁可让他们去打工，也不会让他们种地。大部分在田里耕作的劳动力都是妇女和老人。

　　还有一点，就是农田的面积越来越少。现在各省市都在招商引资，经常把几千亩几万亩的优良农田全部划作工业用地。我在江苏山东等地看到了很多这样的情况，我心里非常心疼，那正是鱼米之乡啊，结果全铺上了沥青路，规划成了加工车间。虽然很多地方也在保证基本农田的指标，但是为了招商引资，将原有的基本农田全部建成了厂房，而将用于种植的土地转移了，至于转移到哪里，很可能就是一个山头，虽然是等额的面积，但是这种田地的亩产产量和原有的田地相比完全不是同日而语的。如果这种现状不能改变，那么中国的未来的农产品价格还将会继续上涨。

　　与此同时，产销信息不对称，种子价格上涨等，也是推动菜价上升的因素。

　　《中华工商时报》：有观点认为，蔬菜流通成本高是导致菜价猛涨的“罪魁祸首”，即“渠道倒逼生产”。有人会用“两头叫、中间笑”来形容这一现象。对此您怎么看？

　　张玉玺：这确实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以北京为例，现在的现象就是，新发地的菜价不高，但是城市的消费价格很高，导致这方面因素的很大原因就是运输成本过高。

　　新发地有163家配送中心，涵盖了北京大部分市场，机关单位，大专院校，幼儿园等的蔬菜供应，但是就是这163家配送中心，却没有一辆合法的运输车辆。原因是国内还没有出台明确的蔬菜运输车标准。

　　现在新发地向北京市供应蔬菜的车辆还都是普通面包车，因为只有这种车能装菜而且还能在市内道路上行驶。但是这个前提是不能让交警发现，交警一旦发现就会罚款100-200元，理由是客货混装。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这些面包车一旦被路政局发现，不仅要连车带货一起没收，还要罚款4-5万元罚款，这对于运货车辆来说，才是真正的灭顶之灾。

　　据我们和配送中心的交流，平均每家公司每年遇到路政局查处的几率大概为2-3次，也就是8-10多万的罚款。然而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运输公司还表示能赚到钱，办法就是提高菜价。也就是说，这些罚款成本已经变相转嫁给了消费者。

　　《中华工商时报》：作为价格链条的“终端”，农产品价格波动的传导性很强。您认为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对中央“管理好通胀预期”的目标任务提出了哪些挑战？带来哪些影响？

　　张玉玺：我去外国调查，外国的农产品比中国贵很多，我认为之所以农产品价格在中国稍有起落就会引起恐慌，根本上原因还在于人均收入水平过低，这样蔬菜价格的比例在中国消费者的消费负担就相对的过大。现在每天讲“三农”，讲农民增收，但是怎么增收？只有两条路：一个是打工，一个是提升农产品价格。

　　《中华工商时报》：那么怎样平衡消费者和农民的利益？

　　张玉玺：我国农民的收入水平目前来看还比较低。2003年中国农民的收入水平是2000元/年；到了2009年，这个数字涨到了5000元/年。但是2003年农工收入比是1∶2.8，到了2009年，这个比率达到了1∶3.3，工农差距在明显的拉大。因此，农民的收入还是亟待加强的。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应属于恢复性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