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美国莱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白露（Tani E. Barlow）

　　本报记者 李怀宇

　　剽窃是对智识成果的蓄意偷盗

　　时代周报：你为什么会发起这封公开信的签名？

　　白露：这本来不是一封公开信，而是写给清华大学同仁的私信。它的起因是，我们当中的很多人从四月开始收到一些无端的、内容一致的匿名信，要求我们注意“汪晖的剽窃”。一位署名 “Kev”或“Kevy”的人，自称是此类信件的作者之一，联络了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我多次给他写信，问他是谁，还希望知道他有些什么证据，他都没有回答。这个事件标志着我们介入的开始，我们同时越来越怀疑一场有组织的活动可能已经把我们当做对象。所以当某位不知名人士把我们给清华校长的信泄露给了中国媒体后，我们最终决定自己发表该信，以驱除对我们的怀疑、表明我们的意图。这封公开信的联署名单包括了检查注脚的翻译者、亚洲研究的专家、历史学家、与翻译们合作的重要学术出版社的编辑，还有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以中文或者其他翻译语言读过汪晖作品且关心此事的知识分子。

　　 时代周报：信中说，关于汪晖的著作，“他们当中没有一人发现有任何剽窃的现象”，你认为依据何在？

　　白露：网络百科全书Statemaster用兰内格兰教授的例子定义剽窃如下 “剽窃是对于智识成果的蓄意偷盗。例如，南非金山大学的教授马可斯?查贝蒂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进行了剽窃。他使用的是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教授金百莉?兰内格兰的著作，他对兰内格兰教授的作品几乎进行了逐字抄袭，并把抄袭结果呈交新学院大学。”

　　汪晖教授并没有在拷贝他人的著作后，再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上面。我们没有看到蓄意作假的证据，也没有发现故意欺瞒的企图，也就是说没有剽窃。汪晖引述他人作品的事实，就证明了他缺乏作假的动机。王彬彬集中地调查了汪晖22年前的博士论文，举出了他的证据，而这些证据也已经被中国学者钟彪、舒炜和魏行细致地分析和论述。他们分别宣布汪晖的错误既不是有意的盗窃，也不是汪晖论文的重点。另外，汪晖旧作的注释风格符合上世纪80年代的编辑风格。注释的问题至多只能说是不仔细，而不是蓄意欺骗或者误导。

　　把自己交付给对象去审视

　　时代周报：信中提到汪晖“在国际亚洲研究中的重要性”，你认为这种重要性表现在哪里？

　　白露：如果你要问为什么汪晖被认为对国际亚洲研究有重要影响，那么他的著作的翻译书目或许可以帮助解释。

　　显然地，世界各地的读者和知识分子都在讨论中国和中国的精英们对于国际政治、学术工作和智识辩论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重要性。汪晖教授就是参与这些辩论的一个重要学者。关于中国在世界中扮演何种角色，汪晖教授有着广泛的著述，包括地区主义、朝贡体系、政治制度和军事对抗。我们当中有同意汪晖教授的也有不同意汪晖教授的，或有些时候同意而另一些时候不同意的。而重点在于，汪晖之所以有影响力，是因为他的研究、出版著作、反思性文章和演讲是当代中国现代性论争的一部分，是中国知识分子为世界文化和历史作贡献的一部分。正因如此，他成为了许多前沿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影响着众多学者、学生和一般读者。

　　时代周报：信中提到“汪晖影响了国内和国外的学者”，你认为是什么样的影响？

　　白露：中国对世界有重要的影响力，而中文是一个国际语言，就像英文和西班牙文。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不用法文念福柯，而是用英文、中文、西班牙文或日文等语言来阅读。中国学者如今用中文阅读世界各国的学者的论述，如韦伯、哈贝马斯、齐泽克、阿马蒂亚?森和竹内好等。这是学术生活的正常面向。所以世界各地的学者，通过中文报纸、博客、书籍文章，越来越紧密地追踪中文学术世界的事件，就一点也不出奇了。这就像我们这些中国研究学者（无论是不是中国人），跟踪柏林、巴黎、东京、悉尼和约翰内斯堡的事件一样。正因为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现在和未来的重要性，所以人们开始学习中文，有些甚至从小学和中学就开始。世界各地的读者和学者学习中文正是为了理解中国历史和社会。

　　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汪晖的影响力超过了学界的许多学者。无论你是不是同意他的观点，汪晖呈现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思考模式，从而理解现代中国国家和社会是如何在过去几世纪中兴起的。他的写作是学术性的，是能够被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读者理解的。他的著作广泛流传，已经被翻译成日文、韩文、西班牙文、英文、葡萄牙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和阿拉伯文。

　　国际学术界从没有在任何事情上达成内部共识。我们的工作是与我们学习的对象合作，并把我们自己交付给我们的对象去审视。这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学者和世界其他地方学者。在事实中发现真相是一项国际性的事业，它需要对于学术正义的耐心、忠诚和审慎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