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轲

　　“北京正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这是王巍递给记者的第一张名片。几天后，记者又从他的手中，要到了另一张名片，上面的职务是“正安赛法瑞狩猎俱乐部总经理”。

　　这正是记者要寻找的从事国际狩猎业务的中国代理商。

　　王巍是一位野生动物专业毕业的科班人士，大学毕业后，曾从事过几年大熊猫研究和保护工作。

　　在国际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王巍的名字被许多人熟识。甚至一些国际著名的野生动物保护专家来中国，也要请王巍出面安排行程。

　　他也是国内最早涉足国际狩猎业务的人员，在这一领域，他更像是一位“掮客”，各路关节他都能打通。他甚至知道要去的狩猎场里，在哪个山头能顺利找到盘羊、岩羊。

　　但王巍很低调，甚至连见记者都心有余悸。

　　他曾委托一位好友转告记者，“不要太挑刺！”7月6日第一次见面时，他还拿出一个大本子，里面有他从网上下载的记者本人所写的一篇有关狩猎的文章。他在上面划了许多红线——这些都是让他觉得有点无法接受的语言。

　　他是一个坚定的野生动物保护主义者，但同时也是一个坚定的狩猎爱好者。“狩猎会成为我终生的职业。”他说。

　　保护与狩猎，看似水火不相容的两件事，在王巍这里，集于一身。

　　“20多年来，有美国朋友聘请我管理他的几万英亩农庄，中央电视台邀我加盟《动物世界》，有世界上最有名的野生动物学家推荐我赴美修学，都没有动摇我的选择。”王巍说。

　　他告诉记者，他喜欢自然，喜欢野生动物。经常背着十几公斤的摄影器材翻山越岭。一有机会，就拍摄野生动物的照片。但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被牛羚追赶而跌下山崖，几次因背包太重而落马。最终得了肩关节习惯性脱臼的后遗症，一个拉被子、拎背包的动作就可能让他的右臂“暂时成为假肢”。

　　王巍从小在北方长大。小时候的他就爱打猎。下夹子、下套子、下地枪（一种用铁丝联动即发的火铳，类似地雷）、挖地坑（陷阱），用尽各式古今武器，不分公母老幼，“搞回来，吃肉”就行。但他后来发现，这种无序无度的猎杀，其实是在败坏狩猎的名声。

　　“狩猎是人类与自然之物的游戏，是对一种再生自然资源的收获。”王巍对记者说，得到收获（猎物）的人，理应公平地向管护人以及对保留这份资源的人支付一定的费用，以鼓励他们保护好这份有价值的资源，为他人和后代永远享用。

　　而他有关“收获”的观点，也点破了记者对于“狩猎”的一贯看法。不想收获，就不想耕耘。不想狩猎，就不想保护；没有价值，就没有行动。没有行动，就没有保护。

　　如果农民在其土地上“饲养”的都是野生动物，狩猎的收益比种庄稼还要高，农民的生计解决了，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扩大了，保护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他说，尤其在偏僻的山区和非洲的旷野，现代狩猎起到的就是这样的作用，这是国际上野生动物管理的通行做法，也是可持续利用的先进理念。动物在自然的环境中生长，多半是在完成其繁衍的生态使命之后，再为人们贡献出其额外的资源价值。如果没有狩猎活动，生态价值之外的这种高额的附加价值就不会实现。

　　濒危物种，为何能狩猎？王巍对记者说:“从表面上看，人家在保护，避免动物的死亡，我们在这里射杀，似乎不近情理。但是我们进行的是现代狩猎运动，是在保护和严格的管理下进行的。”

　　他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

　　1994年，南非白犀牛有6700头左右。为了以利用促进保护，国际濒危物种贸易公约（CITES）决议将白犀牛由附录一级降为附录二级，准予狩猎。

　　南非政府向私人庄园主拍卖了494头活犀牛，获得相当于人民币7000万元的收益。由于犀牛栖息地扩大以及解决周围土著居民的民生问题。私人庄园纷纷将犀牛繁殖后，向狩猎者和世界各大动物园出售，使种群数量迅速增加，已增长到目前的17600头。

　　“由此可见，只要管理措施到位，即使种群数量不多，哪怕是濒危的，也可以狩猎。”王巍说。

　　王巍没有向记者介绍正安赛法瑞狩猎俱乐部的具体业务，但记者查询到了该俱乐部的章程。据章程介绍，该俱乐部“在国家林业局和公安部备案，具有国际狩猎代理资格”，“参照国际上狩猎垂钓俱乐部的经验，为中外狩猎、垂钓及专项自然旅游爱好者提供一整套专业服务”。

　　该俱乐部倡导“传承狩猎文化传统；推广合法狩猎、文明狩猎、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以及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道德风尚”。俱乐部不仅承担狩猎服务业务，同时也“为野生动物保护募集资金并组织实施”。

　　对于狩猎本身，王巍认为，应尊重当地的文化习惯，“坚持人们可接受的标准，包括所用方法尽可能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