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轲

　　7月7～8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下称“濒科委”）、物种管理专家组织主办的“野生动物保护及运动狩猎国际研讨会”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召开。

　　濒科委常务副主任蒋志刚是这次会议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作为一名国际知名的生物学家和博士生导师，蒋志刚的学生众多并且大多工作在最基层的野生动物保护领域。

　　“2006年的狩猎权拍卖争论，不仅是当年公众的疑惑，也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理论与管理实践面临的挑战。”蒋志刚对《第一财经日报》说，经过几年的思考和探索，以及对国外狩猎经验和实践的学习研究，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狩猎有可能成为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的一个有效的管理手段。

　　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有关“狩猎”的争论在持续了一段时间后，很快就消停了。为什么现在又要重提“狩猎”呢？

　　蒋志刚：我想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经过多年的实践，无论是政府部门、科研机构，还是最基层的野生动物保护组织，都意识到通过完全保护并禁止狩猎的政策，来实现长期的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保护并不现实。非法狩猎和土地竞争都需要政府有效的监管，而资源需求又常常超出主管部门的管理能力范围，在偏远地区尤其如此。

　　其次，北美、非洲、蒙古、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狩猎作为国际上一项成熟、管理规范、生态补偿效益较高的活动，对自然资源和野生动物保护能够起到显著的激励作用，不仅能有效地保护野生动物及其生存环境，在筹集保护资金、促进猎区经济社会发展、改善当地居民生计、提高保护意识、参与保护事业等方面也能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此外，现有的法律法规包括国内法、国际法已经为解决狩猎与保护的问题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而随着各方要求恢复国际狩猎业务的呼声日趋强烈，恢复国际狩猎应该提上有关主管部门的议事日程。

　　日报：虽然积极的保护措施被证明对生态环境有所裨益，但目前仍有不少人反对任何形式的杀戮，对狩猎持反对态度。

　　蒋志刚：民众反对狩猎，可能是由于对狩猎与保护的关系缺乏了解和误解造成的。

　　传统的狩猎活动是以获取野味、皮张、角、香腺等为目的，很少是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有计划地猎捕，几乎没有将狩猎与保护建立起必然的联系。

　　而现代狩猎是在认真保护、科学管理的基础上，有计划地通过猎人交纳一定的费用后，猎杀狩猎场内不超过合理猎取量的、已不参与种内繁殖活动的某种野生动物老年个体的一种狩猎活动。

　　许多国家将野生动物视为可再生资源和经济资产，把有序的狩猎作为野生动物种群和栖息地管理的有效手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尝试引入现代运动狩猎的运营管理方式，利用国际市场的价格优势，以极小的生态代价，实现了野生动物资源价值的最大化，不仅为当地的野生动物保护积累了资金，也激励了当地社区保护野生动物的积极性，为偏远地区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日报：在西方，猎人通常是打一些数量超过当地环境承载力的猎物，但在国内，为什么国家保护动物甚至一些濒危野生动物也可以打？

　　蒋志刚：我刚才说过，以往所开展的狩猎活动，都是猎杀狩猎场内不超过合理猎取量的、已不参与种内繁殖活动的某种野生动物老年个体。在狩猎过程中严格遵循“打公不打母、打老不打幼”的原则。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具有丰富的狩猎动物资源。在掌握现有资源状况、科学论证、依法严格监管的前提下，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运动狩猎，不仅符合国际国内法律，也是当代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实践的要求。

　　从理论上说，猎取一只动物所获得的资金，可以保护同种动物3000个野外个体。同时，多个国际狩猎场的实践表明，通过狩猎还可以将一部分狩猎收入补助给周边牧民，让狩猎场周边社区和群众得到经济收益。

　　日报：这次研讨会达成了哪些重要成果？

　　蒋志刚：在这次会议上，中外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和基层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对“狩猎”这个十分敏感的话题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讨论，本着科学无禁区、思想无禁区的原则，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与会者认识到，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既是各国法律法规和制度的基本原则，也是国际保护事业的发展方向。

　　大家还向国家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提出了多项建议。这些建议包括：

　　组织研究相关狩猎物种生物学特性和社会经济学价值，规范狩猎活动范围和对象，并制定一个狩猎的长期发展规划；开展资源调查，制定狩猎年度限额，并据此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运动狩猎；完善狩猎服务制度，使狩猎服务本地化，使得农牧民通过提供服务获得收益，从而主动参与规范狩猎和资源保护；建立切实有效的监管机制和核查措施，确保一定比例狩猎经济收益投入，以确保狩猎始终有利于野生动物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此外，与会者还建议有关部门通过多种途径宣传狩猎，使广大公众了解狩猎；加强野生动物资源动态监测，积极开展野生动物科学研究，实时调整这一激励机制的保护目标和具体措施。

　　野生动物保护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同时也是科学管理问题，不仅涉及到生物学问题，也涉及到法律、伦理、政治、经济、文化、国计民生等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我相信，这份建议将对中国野生动物保护事业和狩猎产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