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轲

　　关闭了近4年的国际狩猎大门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

　　眼下，狩猎场、地方林业机关、中外专家学者以及国家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狩猎代理机构，甚至一些国际猎手，都在试图重启这扇大门。

　　7月7～8日，上述机构的60多名代表聚集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野生动物保护及运动狩猎国际研讨会”，商讨“开门”策略。他们提交给国家野生动物主管部门的一条最主要的建议就是“在掌握现有资源状况、科学论证、依法严格监管的前提下，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狩猎”。

　　“我们目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恢复国际狩猎。”青海省都兰国际狩猎场井发菊对《第一财经日报》说。

　　新疆阿勒泰地区林业局副局长初红军也对记者表示，“期望通过各方面的协作和努力，重启盘羊等物种的国际狩猎活动，吸引更多的国际狩猎爱好者来阿勒泰地区狩猎。”

　　不过，由于国际狩猎在2006年曾受到公众的强烈质疑，国家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对此持十分谨慎的态度。

　　参加研讨会的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司副司长严旬婉言谢绝了记者们的采访要求。他在致辞中表示，“作为主管部门的官员，我唯一的任务就是带着耳朵来，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以便为今后的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

　　“解禁”呼声四起

　　2006年，有关部门准备举办“秋季国际狩猎野生动物额度”拍卖会，涉及盘羊、羚牛、白唇鹿、岩羊、矮岩羊、马鹿等14种野生动物共289只，地域范围涉及四川、新疆、青海、甘肃、陕西、宁夏、内蒙古、湖南等8个省和自治区。

　　但此事被媒体披露后，社会各界反对声四起，主管部门最终不得不叫停狩猎权拍卖会。

　　此后，悄然运营20多年、曾经红火一时的各大狩猎场，迅速滑入谷底。

　　都兰国际狩猎场就是其中受到影响最大的狩猎场之一。1985年，都兰国际狩猎场就开始了尝试性的狩猎活动。1992年经国家林业局批准正式开展狩猎业务。

　　井发菊告诉记者，20多年间，狩猎场共接待美国、德国、意大利、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猎人916人次。猎取各类动物882只，其中岩羊571只、藏原羚272只、盘羊14只、白唇鹿13只、马鹿9只、野牦牛1只、藏羚1只、狼1只，累计创造经济效益2000多万元人民币。

　　这其中，猎场直接上缴的地方税收400多万元，用于拨付各猎区野生动物资源保护费、草原补偿费、巡山护猎费等280多万元。“这说明开展狩猎不仅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也对保护事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井发菊说。

　　但2006年之后，都兰国际狩猎场陷入了生存困境。井发菊告诉记者，狩猎场为自负盈亏的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及福利等均由猎场收入来支付。由于没有收入来源，这几年，狩猎场曾尝试以较低的价格（不及国际狩猎价格的一半）吸引国内狩猎爱好者，也尝试经营旅游接待等业务，但最终都未能成功。

　　“目前狩猎场拖欠职工工资、福利及‘三金’、各项负债和税费等欠款累计达200多万元，部分职工在家待业。”她说。

　　更糟糕的情况也出现了，由于狩猎场几乎无人看管，辖区内开矿、找矿人员增多，这些人随意在猎区内进行放炮、开挖、选矿等作业，对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特别是水源地造成污染。一些外来人员甚至有偷猎等违法行为。

　　阿勒泰是新疆最早开展国际狩猎的地区。1990年8月到2006年初，当地布尔津科克森山国际狩猎场共接待了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奥地利、西班牙等国家的国际狩猎爱好者18批23人次，猎取盘羊21只，为当地野生动物保护尤其是盘羊资源的保护筹集到不少资金。

　　由于加强了狩猎场区域的野生动物保护，截至2008年冬季，科克森山盘羊数量由1990年的378头增加到1005头，整个阿勒泰地区冬季盘羊种群数量达到2183头。

　　在“解禁”的呼声中，还有一种声音认为“野生动物多了”。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教授高行宜告诉记者，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和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的加强，野生动物种群密度与数量不断增长。

　　2008年冬和2009年春的调查结果显示，新疆9个狩猎场盘羊种群平均密度为0.97只/平方公里，北山羊平均密度为1.61只/平方公里，属于分布的高密度区。在哈密地区和乌鲁木齐地区，已经出现了鹅喉羚与家畜争占草场、争食牧草、进入农区边缘取食农作物的现象，与农牧业生产的矛盾日益突出。

　　“在云南，野生动物所造成的人身及财产损失也非常大，政府每年支付的补偿金超过4000万元。”云南丽江狩猎场董事长董韬说，如果允许狩猎，政府每年至少可以减少一半的补偿金开支。

　　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所长时坤认为，狩猎对野生动物种群有调控作用。在科学狩猎的前提下，猎人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顶级捕食者的角色，对种群过快增长而又缺乏自然天敌的野生动物起到了种群调控的作用。

　　已无法律障碍

　　“2006年前的国际狩猎，走的是审批程序，在当时来看并不是违规的。”国家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主任助理曾岩对记者说，《行政许可法》出台后，极大地规范和制约了政府主管部门的行为。由于野生动物属国家资源，狩猎权的获取必须走拍卖的程序。

　　在这次研讨会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毕雁英专门作了《中国狩猎活动法律规制研究》的演讲。

　　据她介绍，现行法律规范中，对狩猎活动作出规定的就是6部法律，包括《刑法》《野生动物保护法》《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等。此外，还有30部法规（包括规范性文件）、8个司法解释、122部部门规章、292部地方性法规、186部地方政府规章和413部地方规范性文件。

　　“应该说，在我国开展狩猎包括国际狩猎，已经没有法律上的障碍了。”毕雁英说。

　　1988年颁布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提出的野生动物保护的总方针是“加强资源保护，积极驯养繁殖，合理开发利用”。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院教授李枫以新疆为例说，新疆有8个地(州)的动物保护机构都是用狩猎收入建立起来的。由于狩猎业的巨大经济效益，使得狩猎区域所在的政府和当地人民了解到野生动物的价值并从中获益，从而极大改变了原始的利用方式。

　　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高工唐小平刚刚完成中国狩猎动物资源状况调查。他告诉记者，近年来，国家、地方物种的专项调查（北山羊、盘羊、岩羊）显示，主要物种均呈现增长的趋势，部分地区和猎场的盘羊、北山羊、岩羊资源增长明显。

　　据唐小平等人的统计，目前全国约有岩羊资源46万余只、北山羊资源总量5.1万余只、藏原羚资源总量28万余只、鹅喉羚资源总量19万余只、羚牛资源总量2.2万余只、白唇鹿资源总量约3.7万余只、野牦牛资源总量2.7万余只。

　　“国际狩猎研究表明，狩猎量一般在种群增长量的20%为宜，而我国狩猎量仅占增长量的万分之二点七。”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温亚利说。

　　而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来看，李枫认为，“有许多成功的管理经验都是值得我国借鉴的。”他举例说，美国的现代狩猎业从20世纪30年代兴起，经过70多年的发展，在狩猎管理各个方面已日渐成熟。

　　据2002年美国管理部门的统计资料，在美国，狩猎对当年经济影响超过650亿美元，狩猎产生的直接收益为220亿美元。

　　争论仍将持续

　　在这次研讨会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厅一位表示“只是来听会，不愿公开发表意见”的处长反问记者：“牧场主、农场主、狩猎场主，谁更关注野生动物？”

　　“当然是狩猎场主。”他解释说，“因为一旦没有猎物，也就没有狩猎场存在的价值。这是狩猎场的立身之本。所以，狩猎场主一定会把猎物当作资源，很好地保护好，可持续地利用。”

　　“所以，这几年我们大量地批狩猎场，以利用的方式进行保护。”他告诉记者，其实新疆的狩猎场总数目前已超过20家。

　　但说到猎杀野生动物，目前仍有为数众多的人无法接受。研讨会前，记者曾尝试站在这部分公众的立场，列出了一堆问题，包括：

　　人与动物是不是平等的？动物有没有权利？动物种群之间，不是历来就有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机制吗，要人干什么？是谁给了人类猎杀野生动物的权利，是人类自我附加的吗？狩猎场里的动物与其他的野生动物有何区别？狩猎真的有利于野生动物保护吗？驯养的动物与野生动物，在被猎杀时，它们各自所面临的痛苦有何不同？猎杀驯养的动物变得理所当然。这是因为驯养的动物在被猎杀时的痛苦比野生的动物轻，还是人类因此可以减轻自己的罪恶感？开办狩猎场来保护野生动物，究竟是国家差钱，还是投资者为了赚钱？

　　对于这些问题，记者在采访中有些已经找到了答案，有些至今尚不明了。“这些敏感的问题最好不要去触及。”国家林业局一位副处长对记者说，在一次会上，曾经有代表表示人类应该不杀生、不吃有生命的东西。但当别的代表问他“吃不吃蔬菜？植物也有生命”的时候，这位代表就不作声了。

　　“开展狩猎其实不完全是钱的问题。”中科院动物所副研究员、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协会（WCS）中国项目部主任解焱对记者说，国家每年用于野生动物保护的投资是很多的。但以往都是直接拨付给保护区，至于怎么用并不掌握。开展狩猎后，地方政府和狩猎场会利用这些钱主动经营，可持续发展。

　　“过去叫停狩猎权拍卖，其实从国家管理上以及程序上来讲，是一件好事。”曾岩对记者说，目前各方的想法是，不管以后能不能打，先把这个工作（为中国的狩猎立规）做在前面，包括组织研究相关狩猎物种的生物学特性和社会经济学价值，规范狩猎活动范围和对象，并制定一个长期运动狩猎发展规划，开展资源调查，完善狩猎服务制度以及切实有效的监管机制和核查措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