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南郊北山门村五组组织建造的一幢23层建筑被称为“最牛民房”，没有相关审批手续，用不了一个月就要竣工了（7月11日《华商报》）。

　　治理违建几乎不存在深明大义，唯一的办法就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不断加大查处违建的监管力度。而实际工作中，屡见不鲜的却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西安这栋“最牛民房”就提供了一个极端案例。

　　毕竟不像搭鸡窝那样易如反掌，一栋“黑建筑”慢条斯理地爬了两年多，直至爬到23层高，违法动作之大，反衬出当地相关部门监管力度之弱。事实上，此案也清晰地进入过执法者的监管视野，“其间也有规划部门的人来查过几次，我把有关土地的手续给他们看了后，他们就走了。”为什么仅仅满足于“到此一查”，就扭头走人？这实在令人费解。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最牛”违章建筑反衬的是“最熊”的执法监管。

　　“最熊监管”的成因之一是监管者有法不依，作为不力，却不会因此承担责任追究风险。当“以罚代拆”成为一种粗放式的执法“行规”，它除了聊供监管部门“自慰”外，更在违建领域催生可怕的“破窗效应”。

　　“最熊监管”的另一软肋在于监管制度本身。如今，查处违建往往涉及多个监管部门，每逢“运动拆违”，他们才会走到一起，日常便各自为政，不仅难以形成强大合力，有时甚至还相互掣肘。这样的尴尬格局下，建立查处违建的“长效机制”，当然就成了苍白的口号。（王景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