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强

　　“ 新36条”颁布至今已经两月有余，受益于此哪些领域最可能成为“新36条”落地的突破口？向来嗅觉敏锐的温州民间资本已经开始“突围”。

　　一个月以前，就在“新36条”颁布一个月之后，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下称“民资中心”)悄然成立。

　　温州市委副秘书长谢浩表示，民资中心是经温州市政府批准成立的国内首家“集聚民资，服务民企，提升产业”的民间资本服务机构。而现场最高级别的领导，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孙晓华称，这在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有利于正确引导民间资本，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近一段时间，包括经济学家茅于轼等发起的农村小额贷款、央行颁行的网络电子支付第三方牌照审批开闸等，同时涌现。看起来，5月7日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新36条”)的颁行，民间金融创新有极大可能成为“新36条”落地的突破口。

　　“民间创业板”

　　2月25日温州市“两会”期间，温州市市长赵一德在市政府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非禁即入”原则，扫除人为障碍，组建民资中心，鼓励和保障民间资本顺畅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服务、社会事业等领域。

　　不得不说，赵一德的报告十分及时。

　　长期以来，温州市的民间资本极其活跃。受惠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实业累积和后来全国各地的炒房、炒煤收益，据温州市银监会的匡算数据，温州民间资本高达6000亿元之巨。而温州市2009年统计公报显示，2009年末温州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共5352.44亿元，至少有近700亿元的游资长期流转于温州地下钱庄或者散落于全国各地的炒房团、炒煤团中。

　　2009年，受困于山西省煤炭整合的“国进民退”、阿联酋迪拜的炒楼被套，温州民间资本进入静默期，苦苦寻找出路。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温州市的贫富分化相当明显，即便在温州比较繁华的龙湾区，也能看到高楼林立间的低矮老屋。

　　“为资本找项目，为项目找资本”的民资中心的出现可谓应运而生。

　　当然，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温州游资数额虽大，但向来喜欢快进快出，追求高额回报。希望引导这部分资金投资于回报周期长的基建、金融等领域，对他们有多大的吸引力，很难说。况且，政府希望引导地下游资浮出水面，但地上的监管和纳税同样程序众多、利润降低，温州民资是否愿意就此接受阳光雨露的滋润，将直接决定民资中心的真正存亡。

　　对此，民资中心筹委会主任李坚平称，民资中心的发起单位有十几家，每家占4%~5%的股份。而定位于非营利或低利中介的民资中心，一年所需运行费用仅1000万元左右，中心本身只要能够运作成功一两个项目即可实现盈亏平衡。

　　从这个意义上说，温州民资中心“政府许可、协会投资、市场化运作”的发展模式，虽然定位是民间资本与项目集聚运作的投融资对接平台，但实质上更像一个低门槛的“民间创业板”。

　　这点猜想从民资中心2010年3月30日撰就的《发展方案》亦可得到验证。该方案显示，民资中心“将搭建一个私募股权交易平台，未来目标是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私募股权交易市场”。

　　李坚平透露，民资中心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造就项目池。目前，经初步筛选进入平台的项目已有200个，待审核的198个，提供基本材料有待审核的项目256个。项目既有温州本地，也有其他省市，领域则涉及生物医药、电子科技、能源矿产等16个行业。此外，虫生真菌、抗毒药物“泰诺富韦”、基因芯片与疾病诊断等项目正进入实质对接洽谈。

　　而谈及自己的利益诉求，李坚平称其担任董事长的指南资本香港公司，希望2~3年内运作10~20个项目，每个项目的年营业收入只要达到1亿元左右，自己就可帮其在全球各地寻找到合适的资本市场并上市融资。

　　从这个角度看，民资中心的诸多发起合作伙伴中，各有所图。有的侧重评估，有的侧重上市辅导，有的提供财务、税务咨询和培训，更多的则是来寻求资金，代客理财。

　　上海嘉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社保基金的投资顾问，董事长刘方生早在2001年即担任过巴克莱环球投资人的对冲基金负责人，公司还曾荣获国内首笔政府扶持民间金融创新机构资金。此次，面对台下喧哗不断、交头接耳的“温州客”，刘方生只能提高声音推介自己设计、谋求最佳投资收益的“市场中性对冲基金”产品。

　　“国家对民间金融的投资很可能会放开，近的看我们是做些项目，远的看不排除聚合资金、收购金融机构的可能。”李坚平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民资突破口

　　6月19日，北京大学民营经济学院举办第六届中国民营企业投资与发展论坛，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忍不住在论坛上帮北京富平学校的山西农村小额信贷项目做广告。资料显示，1993年，经济学家茅于轼、汤敏在山西省吕梁市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以500元人民币开始了小额信贷的“非法”实验。

　　2006年，富平学校与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果品协会联合，专门针对农民小额贷款提供服务项目：无抵押，无担保，单笔额度2万元以下。

　　《中国经营报》此前的报道称，在这一项目的经验基础上，2009年5月，北京富平创业投资公司(由富平学校发起成立)联合北京资和信担保有限公司、3个自然人共同注册了永济市富平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富平小贷”)，注册资本金3000万元。

　　富平小贷公布的数据称，截止到2010年5月底的一年间，公司共发放贷款2017笔，总金额3105万元，累计回收517笔，金额595万元。现有贷款1500笔，贷款额2500万元，平均每笔贷款额1.6万元，到期还款率100%。

　　这样的成绩难免让左小蕾开心。除了经济学家的身份外，在家里，左小蕾是汤敏的夫人。

　　不仅是城市和乡村，在应用日益广泛的互联网上，支付宝们苦等5年，也开始看到了“黑户转正”的希望。

　　2010年4月，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兼CEO马云高调宣布向旗下最大的第三方支付企业支付宝增加投资50亿元。

　　不管这一数字是事实，还是炒作，注册不到6年的支付宝正成长为马云种下的一棵“摇钱树”是不争的事实。

　　据马云透露的最新数字，支付宝为在线的3.5亿人提供服务，这一数目甚至多于国家最大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的规模，而且支付宝“做了银行不愿意做和银行做不了的事情”，比如煤水电缴费。同时，支付宝与银行合作，全国网商通过阿里巴巴申请的贷款金额总共2512亿元，获得贷款1.3万家，获贷金额132亿元，获贷比例5.25%，但坏账率只有0.28%。

　　两个月后的6月21日，央行《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出台，正式宣布开始对“支付宝”这一类不是金融机构却又做了好多年支付业务的企业发放牌照、进行监管。这也是2005年央行出台《支付清算组织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和《电子支付指引(第一号)》文件5年后正式将发放牌照付诸实施的开始。

　　“一般而言，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信托公司等才是金融机构，因此，民资中心、富平小贷、支付宝等均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金融机构，国家鼓励民资进入金融领域的突破也就无从谈起。”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上述三家机构的业务确实和金融有关，因此最多可称为广义上的金融创新。

　　对于民资金融创新是否“新36条”落地突破口的问题，孙晓华以开会为由婉拒表态，谢浩则称，至少温州市四套班子对民资中心极其关心，不能称为落地，但看到了落地突破口的曙光。

　　“‘落地’是指国家发改委等相关部门出台政策，各地政府制订、出台相关细则。而温州市是国内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发祥地之一，一般国家层面的政策出台会晚上一两年。”谢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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