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龙

　　二十国集团（G20）多伦多峰会后，世界各国媒体和评论普遍认为G20机制没有起到预期作用，认为“G20无能”，甚至认为“G20可以休矣”。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偏颇的。

　　从G20的作用发挥来看，确实面临一些不容忽视的矛盾和挑战：

　　首先，G20的决策效率需要提升。各国宏观经济政策涉及主权，难以进行行政命令式统一，只能通过协商来进行。G20成员众多，利益多元化，必然会出现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

　　其次，G20决策难以落实。这是因为G20没有从根本上颠覆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是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重要支撑，而这两个组织在决策上都设置了85%的绝对多数机制，美国持有超过15%的投票权，拥有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因而不利于美国的规则即使达成原则共识，也难以落到实处。

　　再次，G20面临代表性与合法性问题。尽管G20成员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85%，人口占到2/3，但仍不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在国际经济问题决策上难免会忽略非成员国的意见，其合法性往往为人所诟病。

　　但我们不应据此就对G20 失去信心。在这些问题背后，应该看到G20更为重大的意义，那就是G20的成立是改革现行国际经济秩序、重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重要开端。

　　旧有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始于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协议》，其基本特征是美国主导，三大国际组织IMF、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支撑，G7/G8为协调平台。随着时代发展，这一结构不合时宜也不尽合理。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经济面临很多全球性问题，迫切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这离不开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三大国际组织都不具有协调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职能，传统的G7/G8平台又缺乏代表性，难以对新兴经济体国家进行协调。

　　而G7/G8是“富国俱乐部”，是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合作平台，没有包括迅速崛起、经济实力日益增强的新兴经济体，也无法反映新兴经济体的利益诉求。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08年，当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肆虐全球时，美国推动G20走向前台。

　　作为新兴经济体，应充分利用好这一平台，并努力推动其发展以更好地代表自身利益。中国更应高度重视G20机制，将其视作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机制，利用这一平台积极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构建全球经济治理新格局，并利用G20 内的复杂利益关系，加强双边合作来巩固多边关系。

　　首先，中国应联合其他新兴经济体积极推动G20机制化与制度化。危机是推动G20走向前台的直接原因，因此要防止危机过后，G20的作用减弱。当前，发达经济体内部存在分歧，如法德主张以G20取代G8，俄罗斯力倡G20机制化、制度化，应充分利用好这一有利时机，推动G20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协调平台。

　　其次，应积极推动G20建立常设机构为会议召开提供支持。最为重要的是G20峰会议题。目前，G20没有常设的办事机构，会议组织协调等工作主要由主办国负责，会议议题则主要由G7/G8制定，这对新兴经济体不利。通过控制峰会议题，实际上发达国家也就控制了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可以推动G20设立常设机构，如设立秘书处为会议提供支持，并设立应急小组应对突发性事件等。

　　再次，要积极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投票权改革。IMF、世界银行和WTO是国际经济治理结构的支撑体系，如果不能将其纳入到G20框架下，成为落实G20决策的组织保障，那么G20的决策就难以得到有效落实。匹兹堡峰会承诺给新兴经济体增加决策权，在IMF至少增加5%的额度，在世界银行增长至少3%的投票权。《多伦多峰会宣言》承诺继续支持世界银行和IMF投票权改革，应继续积极进行推动。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