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小林

　　地方融资平台清理工作正紧张推进中，作为利益最相关的地方政府却一直沉默，鲜见在公开场合发话。

　　“我接触了几个开发公司的负责人，都没有啥压力。”上海某区政府下属开发公司的一位中层7月4日透露说，其认为有土地的城投等公司压力较小。

　　但收紧融资平台的影响却已显现，部分融资平台资金出现了短暂缺口现象，并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基础设施建设，放缓了进度。

　　不过，真正让地方尤其是发达地区感到担心的是，土地卖完了该怎么办，因为地方政府承担了当地经济建设任务，“处处要用大钱”。

　　“应完善中国财税体制，平衡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降低地方政府对外融资的依赖性”，巴曙松在中国金融40人论坛上提出了解决地方政府长远忧虑的对策。

　　短期融资出现困难

　　此次融资平台收紧举措已经开始局部影响到城投等融资平台的短暂运作。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部分地方政府正在寻找有实力的当地企业来取代原来由地方政府和人大开具的“担保函”。

　　目前，对于地方融资平台来说，最大的影响在于短期资金流受到了部分影响。

　　长沙城投的计财部经理李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在许多银行放不了款，资金到不了位”，湖南铁路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也坦言“目前融资很难”。

　　事实上，由于城投等公司资金链往往一环接一环，因此一旦资金流出现问题，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手头项目的开展。

　　这其中，由于地方融资主要投向基建等方面，因此受到最大影响的或是基础设施建设。

　　此前，中行、建行以及华夏银行均披露了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具体投向，均显示，资金主要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以中行为例，中行贷款主要投向四大领域，其中28%的贷款投向路桥领域，27%投向交通运输，18%投向了园区开发，12%投向了土地储备。

　　一旦融资收紧将影响巨大，其中土地储备是地方政府下一轮“收钱”的工具；园区开发是当地经济的发动机；路桥等交通设施建设是实现城市发展的前提条件。

　　与此同时，由于基础设施等很为产业招商引资服务，且融资平台的融资部分是为产业投资服务的，所以或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产业的投资力度。

　　江苏、上海等地正在大力发展新兴产业，而这些正是政府需要大力资金扶持的产业，一旦地方融资平台效果减弱，对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或有部分影响。

　　但江苏一位地级市官员告诉本报记者，即使资金如今不流向政府以用于支持产业发展，银行也会将本来贷款给政府融资平台的资金流向企业，结果也会支持产业的发展。

　　在接受采访的人士看来，此次清理融资平台影响最大的或不是产业发展，而是一些在建的工程进度，并或能使得地方政府缩小未来基建等投资的规模。

　　因此，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教授许安拓认为，中央在对待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件事情上不能“一刀切”，很多中西部地区的落后省市还需要融资平台。

　　有无土地

　　是融资平台存亡的关键？

　　令人意外的是，地方在理顺诸多融资平台时，更关注的不是融资平台风险问题，而是目前的地产调控到底持续多久。

　　地方更担心的是长期严厉的地产调控或会导致地方未来土地出让收入降低，进而降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资金调度能力和还款能力，这或是致命的打击。

　　上海某著名开发区下属的开发公司即是例证。

　　地处上海东部的某园区开发公司，为上海某国家级开发区服务，承担了该开发区的三项职能：基建、提供第三方服务、扶持产业发展。

　　问题在于，该公司下辖的土地前期被卖得只剩下1平方多公里，仅靠土地收入来支持上述三项功能显然是杯水车薪。

　　而且根据该园区的规划，这剩下的一平方多公里土地还要留作未来的产业发展空间之用，不能随便卖地。

　　为了获得资金，该融资平台公司将有限的资金投到大量各种类型的园区内企业中以求盈利。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该公司先后投入了大约100多家公司，有的是持股，有的是占股，“饭店，酒店，高新技术产业都有。”

　　通过这种投资方式，该融资平台或可以获取一定的回报，但知情人士表示，这些投资较为混乱，“一些很难盈利。”

　　2009年事情出现转机，该开发区合并了同处于该区的另外一家面积达10多平方公里的开发区，被合并的开发区土地资源丰富。

　　据本报记者调查，被合并的开发区的开发公司注册资金3个亿，却贷款近30个亿。

　　这一合并让两个开发区公司都不再那么担心了，因为被合并的开发公司手头还有1平方多公里黄金地段的土地没有卖，而且据本报了解，部分土地可以用作商业地产，溢价很高。

　　7月5日，本报记者致电上述开发公司办公室时，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不便回答详情。

　　类似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某省会城市原财政局局长，现在被调入该市某国家级开发区负责人，其在和本报记者交流时，这样解释其对于财政收入增加有信心的原因：我们通过建设交通等基础设施，提高了周边土地收益，所以未来收入能大幅度提高。

　　显然，土地成为地方融资平台“活得好”的一个重要依靠，因此，地产调控政策成为他们最为关心的内容也不足为奇。

　　国金证券报告显示，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严重依赖土地收入，而不是自身项目的现金流，在列入统计的地方融资平台余额中，大概有75%与土地挂钩。

　　对于地方而言，目前的房产调控政策遵循了一个路线图：一旦土地出让价格下降——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降低——融资平台还款能力降低甚至利息都难还上——地方债问题日益暴露——地方束手无策。

　　但若房产调控政策结束得早，房市开始走好，或将是另外一个局面，地方政府将会走上“土地出让收入恢复性增加—能够正常还款—地方负债问题延后”的路线图。

　　“房地产市场的调控降低了地方政府的收入，进而会降低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负债偿还能力，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政风险。”巴曙松在金融40人论坛上表示。

　　地方财权和事权要匹配

　　事实上，在东部一些园区，已经出现土地开发基本完毕的现象，正在催促园区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迁移出去，但为此付出的经济代价巨大。

　　《2009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通过审计调查部分省市政府后得出，截至2009年底，这些地方的政府性债务余额高达2.79万亿元，当年新增1.04万亿元。

　　“从全国的角度看，越是经济发达地区的融资平台负债率就越高。”江苏省泰州市市长姚建华此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对于地方，尤其是发达地区而言，旧账没还完，新账又不断涌来，又没有地卖的情况下，如何保障地方投资和建设的资金需求？

　　对此，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研究员杨志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等人都持有这样一个观点：地方的财政权和事权要匹配。

　　浙江省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卓勇良、宁波市政协副主席范谊等也在不同场合呼吁调整中央与地方分税比例让地方政府“不差钱”。

　　在采访中，地方政府或园区开发公司负责人一直不愿意透露姓名，但均表达了一个观点，自身要做的事情很多，但税收等收入并不够，因此必须通过卖地获得资金等方式融资。

　　范谊在今年的两会期间也指出，因为需要从土地出让费中补充财政经费的不足，地方财政弱化还造成一些政府追求“土地GDP”。

　　一般来说，地方政府可用收入分为地方本级收入、中央转移支付和土地出让收入三部分。

　　其中，房地产相关税收占地方本级收入比例约20%，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占地方政府可用收入约16%，合计约占36%。

　　这显示，地方收入有很大比重来自于房地产及其关联产业，而地方税收等收入有待提高。

　　“从一般意义看，地方政府之所以通过大量设立融资平台进行融资，主要是在由于中国分税制财税体制下，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财权的分配出现了事实上的事权的重心下移而财权的重心上移，从而导致了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的不对等。”巴曙松说。

　　这种循环显然需要打破，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就指出要推进中央和地方财政体制的改革，根据中央和地方事权来确定财政收入的支配权。

　　范谊则建议说，应调整中央、地方的财税分成比例，可以分三年逐步调整到位：2009年达到5∶5，2010年达到4.5∶5.5，2011年达到4∶6。

　　不过，由于税收调整相当谨慎，这个呼吁能否实现尚待时间观察，但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如何在收紧融资平台的背景下保持地方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是一大挑战。

　　与此同时，地方厉行节约，打击贪污腐败，减少“面子工程”也是减少地方政府对融资平台依赖的有效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