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慕湛

　　经过“12跳”和随后的员工工资上调一倍，富士康正准备将一部分苹果装置的生产从深圳转移到天津和河南。据富士康母公司鸿海的发言人近日表示：“我们很快会在重庆拥有完整的产业链。”有迹象表明，中国沿海地区的加工制造业正在向中西部转移，中国劳动力也正在向中西部转移。

　　富士康加薪前后，不少地方政府相继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企业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势在必然。与此同时，人民币汇率改革重新启动，人民币小幅升值也眼看成为事实，沿海地区的加工企业不得不面对双重压力。

　　企业或是升级换代，创造更大利润；或是迁移中国内地，保持低成本运转。江苏的工资水平只有上海的86%，山东和山西的工资水平分别只有上海的82%和76%；而重庆的工资水平只有上海的61%。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迁往中西部地区，其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是明显的。

　　如果因为中国法定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因为底层员工薪酬的大幅提高，因为人民币小幅升值，而能使沿海地区经济结构升级换代，能使劳动密集型企业内迁，那无疑是一个很好的结果。这完全符合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有利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不过，像富士康那样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向中国的中西部地区迁移，是否能够成为潮流，现在还不能肯定。因为法定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底层员工薪酬的大幅提高和人民币小幅升值，为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提供的并非只有升级换代和迁往中西部地区两个出路，那些受到压力的企业也可以迁往比中国沿海地区劳动力价格更低的国外去，甚至可以倒闭关门。

　　企业的各种选择都取决于效益和利润。对于那些没法升级换代的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之所以不愿迁往中西部，多半是因为那里的企业生态环境远比不上沿海地区，也就是说在那里节约下来的劳动力成本抵不上由此而上涨的企业生存成本。

　　企业生态环境成本主要分两部分，一是物流服务成本，二是市场环境成本。沿海地区物流及服务条件已经成熟，成本相对小；内地除了距离港口远而运输成本高，还有各项服务条件还不成熟，合作成本会高出很多。如果说物流服务成本提高一般企业还是能够承受的话，那么内地一些缺乏法治、诚信的市场环境就常常会使投资者望而却步。

　　所以，要达到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中国劳动力转移的目的，仅仅由政府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支持底层员工加薪及小幅升值人民币，那是不够的。建设并完善中西部市场环境，以吸引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劳动力的转移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