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下午两点，北京万豪酒店。

　　由《每日经济新闻》报社与上海交通大学共同举办的“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利弗·威廉姆森中国行”首站北京站的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周其仁，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迎秋，以及企业家代表当当网联合总裁李国庆，英格索兰全球副总裁、中国区总裁宋振宁和华旗资讯集团总裁冯军等共聚一堂，围绕“全球融合 中国发展”的主题各抒己见，就公司治理与金融危机等热点话题展开头脑风暴。

　　席间，威廉姆森与周其仁先后走上讲台发表了主题演讲。

　　活动的最后一项议程，即圆桌论坛在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周林教授的主持下，威廉姆森与周其仁教授、刘迎秋主任、李国庆总裁、宋振宁总裁、冯军总裁等六人共同论道中国经济，现场精彩观点不时闪现。

　　威廉姆森在造访北京之后，还将先后出席于7月2日和3日在中国另外两个重要城市举办的“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利弗·威廉姆森中国行”成都站和深圳站活动。

　　对话

　　6月28日，“新制度经济学之父”——奥利弗·威廉姆森和周其仁在北京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的专访。

　　威廉姆森：国企应该多枝齐秀

　　企业垄断是一种天性，企业在达到一定规模以后，去追求规模效应，进行垄断，对于企业而言，是正常的，无可厚非的。

　　在一些行业里面，我们认可有一些国营巨头出现，但是不应该只有一个巨头，任何一个行业市场空间，应该会存在几个或者两三个巨头。对于企业而言，他一定要意识到，竞争对手的存在对它是有好处的。竞争对于企业是有好处的。陈莉莉

　　周其仁：宏观调控应多用价格手段

　　“作为经济学家，我认为宏观经济调控应该多用价格型的手段。价格型手段是间接调控，包括利率、汇率。价格型的工具是参数调控、间接调控。调完了后，家庭、地方、企业还可以再做决定，而不是直接命令。”周其仁表示，“宏观调控是要在多个目标之间怎么平衡的问题，要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包括加息在内的多种手段都要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配合运用。”万敏

　　奥利弗·威廉姆森：监管“监管者”

　　6月28日下午，奥利弗·威廉姆森在北京站的主题演讲中，谈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始作俑者——大型银行。他认为，与其对他们进行分解，以达到大而化小，避免类似危机再次发生，不如引进一系列新的监管机制，确保不会再次出现本次危机中这种风险非常大的银行行为，因为本次危机的主因是监管不力。

　　金融危机缘于监管不力

　　金融危机发生后，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不少专家提出，不如对本次危机的制造者——大型银行进行分解，化整为零，以达到减弱他们兴风作浪的能力。

　　对此，威廉姆森认为，需以监管的办法，逼迫企业“从善”。因为这场危机发生的主因是监管失灵，并不是由于雷曼等银行太大。由于相应监管机构不具备自我批评的能力，导致在经济发展中，他们的发展步伐无法跟上被监管者——如大型银行的脚步，因此无法履行更好的监管，只能在事后做些亡羊补牢的工作。比如在上世纪90年代，由于衍生品市场的迅猛发展，曾有一位布朗女士建议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着手研究衍生品领域的相关问题，以防范风险。然而此建议没有得到采纳，如果被采纳，或许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不会发生。因此，2008年金融危机的主因是监管不力，而不是市场失灵。

　　监管的最大对象就是监管本身

　　既然监管才是问题的根本，那么如何监管？监管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威廉姆森认为，这是个极具挑战性的话题，见仁见智。在实践层面，监管者有一种被俘获的倾向。因为被监管者，如银行业不断地向这些监管者灌输他们的一些看法。久而久之，监管者开始调整自己的监管理念。这种调整不是出于监管目的，而是由于监管者开始同情这些被监管者。很明显，考虑未来某个时间自己可能会到公司层面工作，时下的监管者可能就不会监管得很强力，从而不自觉地实施保护主义的监管。

　　因此，他指出，监管问题应重视几个问题。首先就是机制设计的失误。其次，应注意监管者被俘获的问题。应从机制设计上减少监管者被他人重金收买的可能性，影响监管的效率与威信。威廉姆森举例说，在19世纪，有多少人意识到寡头的危险性呢？正因为当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导致对垄断的监管不力，后来在美国，垄断影响经济前行。

　　周其仁：良性市场是一个有政府的市场

　　在北京站的主题演讲中，周其仁认为，实际上市场与政府是可以交融在一起的，市场之外的政府也是市场里的政府。一直以来，政府也是市场交易各方中的一方。但由于政府具备合法暴力，因此市场里的政府活动边界如何规范，这是一个中国当下亟须解决的问题。

　　没有“无政府的良性市场”

　　周其仁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市场可以在一个无政府的状态下很好地完成资源配制和收入分配。良性市场就是一个有政府的市场。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不断地重新界定权利的过程，如果产权界定是市场的基础，那么由此可以看到，政府已深入市场的底部。

　　货币的产生也体现政府的强力作用。比如金本位体系变成一个系统性的世界体系，国家的强制力量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金本位体系崩溃，其原因并不是黄金的物理性质导致这个系统不稳定，而是缘于更强大的政府力量要求取消金本位体系，以发行货币，从而满足经济发展。

　　二战中产生的布林顿森林体系也是国家力量介入的结果。

　　政府的边界在哪里？

　　良性市场的建立与推动，不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因此说政府就是市场里的政府，可如何来界定这个特殊的市场组织的活动边界，以约束其活动？比如政府可以发债。时下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就提出了一个命题：政府发债量的边界在哪？什么力量可以约束公共债务在一个合理的边界内？欧盟曾经用国家之间的协定非常严肃地指出了这个边界，比如说公共债务不能超过该国年度GDP的3%，累计公共债务不能超过年度GDP的60%。但实际上，欧盟内部很多发达国家公共债务已超过本国GDP的100%。此外，政府可以直接拥有资产，包括自然资源、国企等，但活动边界到底在哪？

　　实际上时下中国经济正面临这个问题，比如地方债务发行以及地方政府对于房地产业的发展等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的界定，周其仁只是指出，这是一个待解的命题，但解决的方向应该是基于经验基础、实事求是地逐步加以摸索。

　　每日经济新闻 叶书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