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慧兰,曹理达

　　 做大蛋糕还是切好蛋糕？

　　 《21世纪》：在近期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一届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中，收入分配改革再次成为热议的话题。“把蛋糕切好”，应更多地依靠初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政府可以作为的空间在哪里？

　　 白重恩：在初次分配中，除垄断行业外，政府不宜过多干预，主要还是靠市场调节。政府能做的就是创造就业机会，只要就业需求旺盛了，劳动收入就会上升。第三产业的发展对此作用重大，与第二产业相比，三产的劳动收入占比较高，即在增加值中，劳动者收入分享的比例更高，而第二产业的产出更多被资本所有者拿走。

　　 在二次分配中，政府亟待改进的是社保缴费。全国的养老保险基准是企业缴费20%，个人缴费8%；医疗保险是企业缴6%，个人缴2%。社保缴费是以基本工资作为税基的，对低收入者来说，工资以外的收入较少，参保之后负担很重。五险加总，企业缴费加个人缴费约占工资总额的40%。其实企业缴费和个人缴费是一回事，如果企业不缴费，劳动成本就下降，企业会多雇工人，为吸引工人会付更多工资。所以，企业缴费归根结底是工人自己缴的费。

　　 其次，在计算社保缴费额时是以地区平均工资的60%为起点的，尽管一些人的工资低于这一水平，也要按60%缴费。这是一个累退的计费方式，即低收入者交的比例更大，高收入者交的比例更小，所以对低收入人群来说负担尤其重。

　　 迟福林：收入分配改革的主要责任在政府。首先，政府以多大决心来做；其次，政府本身的转型，是以经济建设为主还是以公共服务为主；最后，在国民收入上，应当有一些比GDP增速更重要的约束性指标。只有把蛋糕切好了，才能增加人力资本对经济的贡献，才能产生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也才能可持续地做大蛋糕。

　　 我们长期实行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在这个背景下，容易把大量的财政资源用于经济建设，公共财政体制很难真正建立；以投资为主的增长模式使政府倾向于做大蛋糕，而不是切好蛋糕；容易形成长期压低要素价格尤其是劳动力报酬的倾向，使得劳动力报酬增速长期低于GDP增速。

　　 在初次分配中，政府的作用不是直接干预企业内部的工资制定，而是建立并完善工资形成机制。如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根据不同区域经济增长情况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推动企业建立工资增长机制，包括改革工会、建立工资谈判机制等，使劳动者的工资不是由企业单方面说了算；建立工资定期增长的制度安排。初次分配的主体是企业，政府的责任在于制定并监督规则的执行。

　　 在二次分配中，首先，政府要加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完善社会福利制度。近年来，这方面力度在加大，绝对数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高，但相对比例仍较低。以泰国为例，其整体发展水平低于中国，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泰国教育占GDP的比重就达到4%以上了。其次，分清中央、地方各级政府的公共职责，再以此来安排财力配制和财政支出结构。当前，公共服务均等化已引起重视，但公共服务投入的比重并不高，随着国家财力的提升，财政支出结构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

　　 减税还是减费？

　　 《21世纪》：有学者建议给企业“减税提薪”，减轻竞争性行业企业税负，腾出空间给员工增加工资。您怎么看？

　　 白重恩：减税提薪不如“减费提薪”，这个费就是社保缴费。社保缴费的实质也是一种税，是从劳动者工资中扣缴的。从改善收入分配角度来说，减税是老百姓欢迎的，但在减税时要比较哪种税费减负的效果更好。目前社保缴费给企业和工人造成的负担是最重的，应率先减负。比如原本企业增值税要减两个百分点，以此计算出本来要减少的税收收入；社保缴费降低后，社保基金收入少了，增值税可以不减，而原本要减的那部分增值税可以拿来补充社保，这需要一个大财政里各部门之间的协调。

　　 以养老金为例，如果把个人8%这部分免除，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马上增加了。之后把企业交的20%分成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老百姓得到收益，企业负担也没有加重。社保的钱不够，就由其他的钱补充，如国有企业上缴利润等。社保是现收现付，是向现在的劳动者收钱，付给现在的退休者。现在退休者大部分是以前国有企业职工，那么国有企业赚取的利润，为什么不能承担自己的一点历史负担呢？

　　 《21世纪》：最近，广东向中央申请个税浮动标准，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呼声越来越高，您如何看待我国个税制度改革的方向？

　　 李实：我们的个人所得税还是收入单项税，有一笔收入就收一笔税；而不是综合税，按照一年的收入综合测算税率。这带来税赋上的不公平，同样收入下，人口多的家庭税负就会比较重。因此，把收入单项税改为综合收入税是一个方向。

　　 其次，随着经济的增长，使低收入者少交税也是一个方向。可以通过提高个税免征点及退税的办法。退税在技术操作上可能比较困难，存在欺诈等问题，但提高免征点还是可以的。但更重要的是规范个人收入，工薪阶层的收入比较容易监管，他们一般也是照章纳税；高收入者的收入来源较为多样，再通过公司财务转账等形式，存在很多偷税漏税的机会，实际缴纳的税和收入不成比例。所以，规范个人收入，使高收入人群交够税、交足税是很重要的。

　　 最后，完善税收制度只是调节收入分配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是收入再分配问题。政府税收多了，是用于建各种大型项目、政府行政开支、提高公务员工资待遇，还是用于民生工程、救济更多的贫困和低收入人群，对于收入分配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和其它国家相比，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是比较高的，但真正用于收入再分配的比例却偏低。因此，财政增收的同时，一定要把更多的收入用于改善低收入人群的生活状况。

　　 迟福林：个税改革始终是一个热议的话题，但也受多重约束：首先，由于制度安排不完善，某些高收入者部分收入是计入企业成本或利润的；其次，财产公开制度尚未建立，个人收入与财产真实情况难以掌握；再次，高收入群体的一些收入来源方面的税种尚未开征，如资本利得税、遗产税等。最后，没有考虑到家庭抚养情况等，在制度上有失公平。因此，我认为个税调整首要问题不是简单的起征点的调整，而是明确改革思路，建立基础制度。

　　 周天勇：目前，个税累进制税负太重，最高缴费比例达45%，让企业和个人都无法承受。很多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税费很重，利润空间很小，交了增值税、所得税、营业税、两项附加，再加上各种杂费，年终分红之后，个人还要上缴45%的所得税，这样下去没人愿意办企业了。所以有人说办企业不如倒房子，没人做实业，就业从哪来？收入增长又从何谈起？因此，收入分配的关键是就业，有了就业，普通劳动者就能从零收入变成有收入，收入差距就会缩小。

　　 税收改革的关键是税从哪来，是从工薪阶层和创业经营者身上来，还是从有财产性收益和垄断收益的部门来。如开征房地产税，一年1%的税率，政府每年增收一万多亿。否则，未来房地产就会成为中国两极分化的主要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