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莲

　　政府与居民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的严重失衡，使得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长期难以提高。这不仅是当前中国内需匮乏的原因之一，也是我们为何必须继续执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原因所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内外失衡，政策调整正在替代市场改革进程。一些地方政府的积极做法值得借鉴。

　　《中国经营报》：你如何看待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你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内外失衡，原因是什么？

　　华民：国民收入分配的严重失衡是当前中国经济内部失衡主要表现，主要体现在城乡收入、居民收入、区域增长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差距扩大。

　　根据CEIC全球经济数据库的数据，2009年，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0%以上，而同期来自市场性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则下降为20%以下。这意味着政府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随着政府产业投资的增加，就会带来以下各种不良的经济效应：第一，民间企业被挤出市场；第二，市场选择被政府的产业政策所替代；第三，就业状况趋于恶化，因为政府的投资大都为资本要素密集型的。

　　更为重要的是，这样一种结构性变化还会恶化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因为政府并不是一个生产单位，其巨额的财政支出必然需要通过增加税收来加以平衡，从而会降低企业和居民的收入。来自CEIC和野村全球经济的统计数据表明，2004年以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率不仅超过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率，而且也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可见，最近几年来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正在向政府倾斜。随着政府收入的增加，政府的支出也就随之增加，并且大量的用于产业投资和转移性支付。

　　但是，政府在公共事业上的支出比重则要远低于产业类投资。在2009年4万亿救市财政支出中，对于基础建设类的直接投资占比达50%以上，对于生态环境、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的投资占比不足10%。

　　政府与居民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的严重失衡，使得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长期难以提高。这不仅是当前中国内需匮乏的原因之一，也是我们为何必须继续执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原因所在。很显然，只要中国继续这样的发展战略，那么我国在对外经济中的失衡状态也将是难以改变的。

　　我国的人口压力要求高速增长，但仅有经济快速增长是不够的，解决内部经济失衡问题需要加快社会经济发展，只有解决了内部经济失衡问题才能有效地解决外部经济失衡问题，方法是深化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为了缩小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差距，需要转变政府职能，降低政府的税收，减少政府参与市场产业活动的直接投资。政府的支出应该尽可能挤出居民储蓄，增加内部购买力。

　　《中国经营报》：城市劳动者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华民：现阶段收入差距扩大不等于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在于能力和机会的不均等，而能力不均衡则因为教育机会不均等；机会不均等的原因则是政府管制和权力寻租。缩小收入差距的途径，一方面是富人的利他及慈善行为，这需要有明确的产权制度。另一方面是需要降低穷人市场准入的门槛，并通过各种职业教育来增强他们的工作能力。因此，缩小城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在于政府提供有效的产权制度和进入市场的机会；普及九年义务制教育、积极发展各种职业教育。在江西省，政府用1亿左右的财政支出对数十万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这些具备了城市打工技能的农民工每年寄回家乡的汇款高达数十亿元，从而增加了当地流动性和经济增长的资金来源。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只要向穷人提供奋斗的机会，就有可能带来收入分配的差距，并为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动力。

　　《中国经营报》：“用工荒”、“涨薪潮”这样的字眼频出，上半年近10个省市对最低工资政策进行调整，是否意味着中国制造核心竞争力之一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

　　华民：我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仍很丰厚。农业属于报酬递减的产业，在没有将多余的农业人口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之前，城乡收入差距将逐渐拉大是必然。

　　在小块土地经营的条件下，目前我国政府通过新农村建设等政策，对于农村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但这并不能带来生产力的提高，只会造成环境的破坏以及巨大的政府财政负担。再从农民的角度来看，会生产、经营土地的农民和不擅长生产和经营的农民同时存在，因此需要运用合理的土地流转政策改革，让土地集中到能人手中，并使后者成为城市工业化发展的劳动力来源。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重点在改变中国农村的生产方式，把农村人口转移出来成为城市工业化的劳动力来源，使农村走上大规模生产的作业模式。这不仅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且还可改变中国农村的生产方式，加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速度。

　　《中国经营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浙江海洋经济区和广东建设国家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等沿海地区重新成为区域开发新的热点，相比之前的西部大开发政策，这传递给我们怎样的一个区域经济发展调整信号？

　　华民：为了缩短地区之间的这种差距，我们采取了西部大开发的做法。然而这样的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大量资本流向中国的中西部地区，虽然缩小了中国地区之间的GDP的增长之差，但是对于缩小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却收效甚微，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流向西部地区的投资主要为资本要素密集型的，这些投资创造了GDP，却没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从而难以起到缩小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更为严重的是，开发西部还造成了不容忽视的环境破坏。由于西部的收入水平低，人们为了生存和收入提高会不惜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来谋求就业机会和较高的收入，所以只要增加对西部的投资就有可能导致环境的破坏。

　　当前中央决定把渤海湾，苏北、海西地区，海南岛和北部湾等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战略性开发与发展，这意味着我们正在按照客观的经济规律把人口与其他各种要素集中配置到具有贸易机会的沿海地区，这样做的好处是：第一，可以获得更多的贸易机会；第二，可以提高宏观的资源配置效率；第三，虽然不能缩小地区之间的增长差距，但是只要采取鼓励人口流向有贸易机会的东部地区，那么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趋于缩小。

　　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差距要缩小，需要做两件事：第一，让人口从西部往东部流动；第二，让乡村的居民向城市集中，人口向城市集中可以形成本地市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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