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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研究:战略方向现分歧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6月23日 11:34  财经国家周刊

  日本的研究是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中国的研究比较弱,统计和调研体系尚待完善,数据及其采集并不充分;韩国的研究介于中日之间

  文/刘军红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FTA)官产学联合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经济效果的分析,即自贸区的经济效果、自贸区对不同领域的冲击效果等。经济效果分析的关键在于共同研究的方法,包括以什么方式采集数据、以什么方法进行研究、以哪种模型进行计算等问题。

  5月启动的中日韩共同研究框架,分别由中韩、中日和日韩三个双边小组构成,而不是单一的三边共同研究体制,如何协调最终研究成果,应该说存在很大难度。

  日韩追求投资协定

  目前,中日韩所处的东亚地区的政治形势极其独特,甚至可以说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冷战并未完全结束的地区,对立的安全结构没有丝毫改变。朝鲜半岛就是典型。与此同时,本地区经济相互依存,地区经济改革同步启动,并形成民间企业主导的商业网络。经济相互依存与安全对立并存,这是中日韩面临的政治与经济现实。

  在此背景下,日韩最想追求的是投资协定,未必就是自贸区建设。因为投资协定的前景是,向中国投资、向对自己有利的领域投资。

  需要说明的是,投资协定与投资保护协定不同。投资保护协定,是指一国对另一国企业对本国市场投资后产生的利益给予保护的承诺;而“投资协定”,则是对象国企业尚未对中国市场实施投资前,就要对其未来市场利益给予承诺。

  如果中日韩三方达成“投资协定”,三方相互留出自己的市场,这无异于对世界市场形成一个封闭的区域,不符合自由开放的WTO基本精神。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经济空间在全球,不应仅限于东北亚。这些问题都需要研究。

  日本的研究优势与主导意图

  在官产学联合研究方面,日本的研究是世界一流的。当前,对于国际通用的游戏规则,日本研究得最有效。实际上,之前,日本一直不愿跟中国搞任何形式的政府参与的可行性研究,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市场巨大,且入世效果正在释放,足够日本企业吸收,不搞共同研究、不谈FTA也可以赚大钱。

  从以往日本主导的共同研究经验看,日本的研究自成体系,有明显优势。日本的官方、民间、大学对FTA的调研都做得非常充分,比如在产业关联性方面的研究就非常充分。

  日本不仅具有研究上的优势,而且还对FTA调研在战略上有充分考量。实际上,日本政府放弃了FTA的表述,更多地使用了“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的说法。目的在于回避WTO中不利于日本利益的规定,以便将农业等低生产率部门排除在外,发挥日本政策、法律、制度,乃至技术、资金优势,控制地区合作,构建日本主导的“东亚共同体”。

  日本的EPA战略强调的是地区政策、法律、制度和标准的相通相融,其“外交效果”更加突出。如2004年,日本政府确定的“EPA基本方针”明确规定了“EPA的意义”是:补充WTO主导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不足;推进日本及对象国的结构改革;在政治、外交战略上,形成有利于日本的国际环境,最终目标是构建“东亚共同体”。

  小泉当政时期,日本政府就将EPA与ODA(政府开发援助)并列为“追求”海外利益的两大外交手段,而将推进EPA战略确定为展开亚洲外交的基石。

  日本为有效推进EPA谈判,在外务省经济局设立了“EPA谈判组”,具体负责“共同研究”、谈判程序及其协调工作。同时,外务省作为谈判的总协调机构,分别与负责产业、贸易、投资和能源的经产省,负责电信、邮政等业务的总务省,以及负责医疗、社保制度的厚生省,乃至农水省、环境省和文部科学省等各政府部门展开积极协调,力求统一指挥,共同攻关。

  日本EPA谈判注重政策、法律、制度的“相通相融”,因此在谈判对象国的选择上,日本往往考虑周全,明确主攻目标,确立战略优先顺序,着眼未来在东亚共同体中的主导权,确保核心地位。

  从1997年以来的EPA谈判实践看,在谈判对象选择上,日本并不是以“经济效果最大化”为第一标准的。

  比如,根据日本内阁府进行的官方经济效果分析,新加坡是其选定的18个对象国中经济效果最差的国家,但日本恰恰是首选新加坡作为谈判对象,并率先达成双边“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确立东亚谈判范例,奠定“东亚共同体”的第一块砖。而与中国、美国的经济效果虽名列第一和第二,但迄今,日本也未与中美展开谈判,足见日本要利用EPA谈判追求地区政治、外交主导权的战略意图。

  中方的研究不能简单化

  在中国市场尚不完善的状态下,未来自贸区的效果以及对民族产业发展、对中国中小企业和某些国有企业的影响,很难在联合研究中得到真实反映。这是比较危险的。

  实际上,共同研究不宜设定完成期限,而应更充分、更科学、更全面、更广泛地研究经济要素。对中国来讲,必须考虑FTA的社会影响。在单纯考虑市场、经济、产业效果时,往往会忽略社会效果。而社会效果对中国至关重要。

  中国有特殊的国情,研究不能简单化,不能形而上学。对中国的研究,不能简单地将统计数据往数学模型里一套就完事儿,还必须有实地调研。比如,中国生产一斤玉米,关联产业有哪些?这个是必须做的调研。中国产粮区的农民,在种植玉米时投入多少?有多少投入没有纳入统计?哪些投入是农民节衣缩食省下来的?农民子女辍学外出打工支撑农业的成本是多少?这些都要加以考虑。

  另外,与中国相比,日韩的中产阶层比例较大,占有相对优势。他们的生活消费品尽管价格高,但有市场。这意味着,即使三国达成自贸区协议,中国农产品并不一定会因价格便宜,就有竞争力。中产阶层的消费讲究品质、口味、是否为“绿色”等,因此,分析竞争力时,农药、化肥等细节都需要考虑进去。

  在工业领域,中国制造业是以外来加工为主,能源、资源等都需要进口。实际上,中日韩三方都是能源、资源、粮食的纯进口国。如果签订FTA,实施零关税,生产设备和零部件依赖进口的形势有可能长期化、固定化。这对促进中国产业升级不利,甚至还有可能阻止和断送相关民族产业。

  此外,在投资、服务贸易、人员流动、金融市场等方面,中国有人口优势,但根据以往的经验,日韩对自由化会有所限制,仅对他们需要的人才放宽准入条件。这是否存在民族歧视,也许应纳入考虑范围。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马鑫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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