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劳资新世界

　　□ 陈昌华 | 文

　　最近，本田与富士康的“劳资纠纷”都以大幅加薪而暂告段落。众所周知，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腾飞，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低成本劳动力带动出口增长来实现的。这一模式是否已走到尽头，它该如何转型呢？

　　中国沿海地区在过去几年间已不断出现“民工荒”的情况，工资增长在2005年以后亦呈加速之势。国内不少学者都认为，中国经济已超越了经济发展学中的“刘易斯拐点”，而在这个拐点后，对劳动力的需求将会导致工资上升，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已告别整体劳动力过剩的阶段。

　　工资上涨加速，对中国的竞争力会有什么影响呢？短期内纵使中国工资上升幅度高于GDP的增长，也很难动摇中国在全球主要代工生产基地上的优势地位。在过去十多年中，中国吸引外商的原因，主要得益于上世纪90年代时大部分加工型产业（以电子业为最突出）把它们的上下游工序转移到中国沿海地区，因此任何一个生产企业在沿海地区设厂都能享受到极大的协同效应。所以，若一个国家要全面取代中国的代工效应，前提是它必须能吸引到整个上下游产业的转移。长远来看，在全球新兴市场中，具备取代中国“全球制造业中心地位”的国家只有印度和印尼，但不论从经济还是政治发展的角度，它们目前都不具备条件。

　　尽管制造业大量转移出中国在短期内并不可能，但一个很可能的趋势是中国沿海的制造业将在工资压力下把部分工序转移到内陆城市；而留在沿海的工厂极可能需要进入“以机器代替人工”的时代；此外，将有一批企业因为没有能力把工序转移到内陆，亦不能把产业升级，而惨淡收场。对广东和江苏等主要沿海出口大省而言，工资成本的上升对它们在整体工业更新换代上提出了很大挑战。如果转型不成功，这些地方的经济增长将落后于全国。

　　另一方面，虽说制造业转移出中国的机会不大，但劳动成本上升仍会对中国的外贸前景造成一定影响。事实上，即使没有劳动成本上升的问题，中国在一些优势产业（如电子制造业）上的市场份额已相当之高，再想抢占更高的份额已十分困难。中国未来几年对美国、日本和欧洲等主要发达国家的出口增幅，将远低于以往的水平，可能每年只有5%-10%的增长。

　　中国劳动力工资普遍上升的另一结果将导致全球消费品价格的上升。随着过去十年中代工企业的高度整合，再加上这次涨薪大潮已势不可挡，一些生产企业（如富士康等）明确表示会把部分成本上升转移给客户。如此一来，中国产品的价格将有一定提升，但由于工资占生产成本比例很低，因此短期内不足以成为引发全球通胀的主要因素。但从长期看，这是全球投资者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

　　除了生产成本上升，生产企业还将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劳工集体谈判力量上升和工会的出现。考虑中国目前的国情，这将引发各级政府更积极参与（包括调停或干预）劳资双方的谈判过程。这不是一件坏事，但在中国投资的企业将不能以过去20年中国劳动市场中资方所占的极优越地位视为将来的必然状况，因资方所占的优越地位将受到挑战。

　　除了工资偏低和涨幅缓慢，农民工一个很大的抱怨，在于他们的工资根本不可能让他们在城市中安居乐业。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改变地方财政支出结构，譬如减少对产业发展的支持或基建项目的投入，而把支出转到民生公共服务中。这不可避免地将遭遇一些既得利益的阻挠。

　　在这些困难和挑战以外，城镇居民工资上升和城镇化本身将对整体居民消费有很大推动作用，笔者将在下次专栏中详述。

　　 作者为瑞信证券中国研究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