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 晏琴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时，将贫富差距视为改革的“洪水猛兽”。

　　邓小平还警告说，“如果搞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无疑，当前各方所进行的努力，将避免出现邓公“警告”中出现的各种可能。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当前由于收入分配失衡导致的社会情绪积累，容易让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产生不信任感，甚至出现了“公有制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劳动不再光荣”等认识偏差，国家层面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须从战略高度整合社会认识分歧。

　　“我国要实现全面小康和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两个目标都需要妥善解决包括分配失衡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来实现。未来10年是全面小康建设的攻坚10年，也是迈向共同富裕的关键时期。这个阶段必须要处理好收入分配不公、腐败等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提醒。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已经走到亟须调整的‘十字路口’”，有观察者指出，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十分迫切，必须像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一样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从基尼系数看，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

　　“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很高了，1978-198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稳定在0.16，而此后一路攀升，到2007年达到0.473。0.4，是国际公认警戒线。”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国对记者表示。现在城市里的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10%的贫困家庭财产占到1.4%，已显出了收入分配差距的严重性。

　　“必须从政治的高度来看待收入分配改革。当具体执行者因利益的羁绊而不愿或无力去推动改革时，高层必须拿出政治决断。”知名时评人士邓聿文指出。

　　“总的来看，我们规划了三种手段。”杨宜勇指出，首先是法律手段，这包括规定最低工资制度，建立企业职工工资合理增长机制，比如国家设定一个工资增长指导线；市场的手段也是重要的一方面，比如现在大家都很关注石油电力这些行业，将给资源重新定价，调节垄断企业暴利，那么收入分配自然也调整了。

　　“此外，还包括行政手段。这个主要是针对公共部门，比如这几年退休金一直都在增长，再比如2006年就启动了公务员工资改革，现在事业单位的工资制度改革也一直在推进。”杨表示，本轮改革没有非常明确的时间表。但是中央提出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在当中就隐含了国民收入分配的合理化前提。目标年份应该瞄准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