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齐平

　　一连串的劳资矛盾事件，部分企业的大幅调薪及大面积省市的调高工资政策，引起了海内外对当前中国收入分配问题及可能应对之策的高度关注。《人民日报》发表系列文章，聚焦收入分配，呼吁加快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社会财富分配格局，以调解和纾缓社会矛盾。

　　这里无需引述基尼系数等测量指标了，因为实际现象与问题的存在，远比一个简单的数字更能引起各方高度关注。现在的问题是该怎么办，正在进行中的做法及探索的思维方向究竟正不正确，是不是该有一个系统化的“收入分配改革”对策？

　　首先，要看清楚，针对当前问题所提的思路与对策，应可视为中国改革开放在第二个30年“与时俱进”的修正与补充。1949到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中国有社会主义但没有市场经济，没有物质基础，这条路走不下去。所以1979年之后，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就要靠市场经济。但刚开始，物质条件一下子也齐备不了，所以“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二、三十年后的今天，一部分人已富起来了，分配问题开始浮现，与此同时，市场经济创造的物质基础渐臻厚实，国家已有余力来进行收入分配的改革了。换言之，现在是到了强调公平与分配的社会主义，与强调效率与产生的市场经济齐头并进的时候了。再换个方式说，就是以更多的社会主义来补充矫正市场经济的不足与缺陷的时候了。而社会主义，是要通过“政府”对“市场”进行必要的干预来体现的。

　　传统的“分配理论”，有所谓“三次分配”的说法。即“第一次分配”交给市场，由市场根据“边际产生力”原则进行分配，谁贡献多，谁分配多。这个原则，可以确保所有资源发挥最大效率。为确保最大效率，政府原则不作干预。

　　所谓“第二次分配”，是市场经济在第一次分配时因为优胜劣汰，使部分弱势者因竞争力不足而难以达到最低生活标准时，政府对他们的救济与帮助。这即是社会主义，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是补市场经济不足的。

　　倘若因为某些原因，例如政府财力不足，在“第二次分配”中未能给予弱势者足够协助使他们能达到最低生活标准，则可由社会组织（如公益组织，宗教团体或非政府组织及社会志愿者等）施以援手，帮助弱势者，这是“第三次分配”。

　　在传统的分配理论中，政府的角色主要在进行“第二次分配”，但近年来，此一看法在北欧等发达国家被适度修正。因为在“第一次分配”中，所有的参与者，他们竞争的立足点往往未必公平，例如他们享有的教育资源、生活基本条件，市场准入的限制，及一些相关的权力因素。如果立足点存在着明显的不公平，那么，“第一次分配”后的分配结构，反映的就不仅仅是“边际生产力”差异。考量到这层原因，当代的“新分配理论”乃赋予了政府在“第一次分配”中的新的积极性角色（相对于“第二次分配”中的被动角色而言），政府必须尽最大努力，拉近或拉平所有竞争者在立足点上的差距。

　　最后，“分配理论”还不能忽视宏观经济政策对分配造成的影响，这主要是指物价膨胀对收入分配造成的冲击。物价上涨通常不利于劳动报酬而有利于资本或资产报酬，基于同样的逻辑，负利率也会产生类似的效果。

　　中国政府积极关注收入分配改革问题，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及拉动内需，政策性的推动工资增长是可行的手段之一，正确认识政府在“三次分配”中的应有角色，及理顺宏观调控政策中效率与公平的相对关系，恐怕同样重要，做到了这些，橄榄就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