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

　　革命史专家杨奎松修订再版的《“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一书，既是他自己从事历史研究的最高成就，也是以世界性眼光系统研究20世纪中国革命发展史的最高成就。

　　孙中山与毛泽东的“中间地带”

　　无论20世纪的中国革命多么复杂多变和丰富多彩，一个最为基本的路径框架是，世界上最为精明也最善于输出革命的苏联政府，在中国找到了两个最为精明也最富于革命精神的职业革命家。第一个是中国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第二个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孙中山在苏联人的经济援助和军政指导下，在广东尝试性地建立了一党训政、党在国上的地方政权。毛泽东在苏联人的经济援助和军政指导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由无产阶级政党全面专政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政权。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专门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正式决定建立在苏联共产国际指导下的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在此之前的1922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致蒋介石信中表示，要想得到苏联的援助，“必在吾人稍有凭藉，乃能有所措施。若毫无所凭，则虽如吾国之青年共产党，与彼主义完全相同矣，亦奚能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劝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者，职是故也。此可知非先有凭藉不可，欲得凭藉，则非恢复广东不可。”

　　1923年8月2日，苏联共产党中央书记斯大林亲自签署指令：“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同年10月6日，鲍罗廷持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的介绍信抵达广州。当时的孙中山因为强行截留广州海关的关税余款，正在与以英国为首的各国列强尖锐对立，鲍罗廷的到来无异于雪中送炭。

　　10月10日也就是中华民国的双十国庆日，孙中山在国民党的党务会议上第一次公开表示要 “效法俄人”、“以党治国”。第二天，他下令重启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0月25日，孙中山接受鲍罗廷的建议，指定包括中共领导人谭平山、李大钊在内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着手进行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和建立各地区党部的工作。中共党员在重新登记过程中几乎全部加入了国民党。

　　11月29日，华侨出身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邓泽如领衔上书孙中山，指责鲍罗廷时常与陈独秀等共产党人集会，讨论国民党的政纲、政策，于此可见“俄人替我党订定之政纲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为苏俄政府所给养”之共产党，正在“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

　　孙中山就此事给出的解释是，政纲草案等“为我请鲍罗廷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为汉文，陈独秀并未与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若我因疑陈独秀而连及俄国，是正中陈独秀之计，而助之得志矣”。尽管陈独秀等人已经加入国民党，“陈如不服从吾党，吾亦必弃之”。

　　关于在苏联顾问鲍罗廷主导之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党总理孙中山自有他的一套独立自主的谋略对策：“国民党内分急进派与稳健派，亦不得已之举”；“虽有意见之冲突、反目、抗争之状态”，只要有“我及汪精卫、胡汉民等可称为综合派”的一些人居中调和，“定可支配大局无疑矣”。而在中国共产党方面，能够像孙中山这样一方面尽可能争取苏联方面的经济援助和军政指导，与此同时又能够表现出独立自主的谋略对策的最高领导人，只有到了延安时期才确定自己的最高领导地位的毛泽东。

　　1946年2月，中共军队在苏联占领军的默许下抢占东北三省。毛泽东于同年4月草拟了几条意见供书记处的几位领导人传阅，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美、英、法与苏联之间进行妥协，并不要求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妥协，而是需要各国人民按照不同情况对各国的反动力量进行不同的斗争。

　　同年8月，在得到苏联方面实质性的经济与军事援助之后，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公开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美国反动派要想进攻苏联，就必须先征服美国人民和美、苏之间广大的“中间地带”。既然如此，“一切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只有经过斗争，压倒了国际反动势力，才不会发生反苏战争以及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只有打败美蒋反动派，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出头之日。

　　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及其谋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孙中山的独立自主、综合支配的谋略对策的改版升级。正是在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及其谋略的指导下，中共军队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奇迹般地打败了蒋介石及国民党的优势兵力。用杨奎松的话说：“毛泽东的成功之处在于，他一直毫不动摇地为中共革命夺权的成功着想，对苏联的意见始终坚持有利则顺势发挥，不利则巧为应付，绝不跟着莫斯科的指挥棒转。从战后毛泽东夺权策略反复变动的经过，再清楚不过地展现出他为了实现武装夺权的目标，极力周旋于美、苏政策的缝隙间，独立自主地推进革命的过程。”

　　苏联援助中国革命的经济账单

　　对于几千年来一直没有成功解决底层民众的温饱问题的中国社会来说，发动夺取政权、改朝换代的暴力革命的第一要素，就是要拥有最低限度的经济实力，尤其是支付军费军饷的财政实力。杨奎松研究中国革命发展史的最为突出也最具说服力的贡献，就在于他真正计算明白了苏联方面慷慨援助中国革命的经济账单。早在2004年，杨奎松就在《社会科学论坛》第4期发表过长篇论文《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在修订再版的《“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中，他更加充分地利用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从1920年到1921年，中共经过一年时间的筹备，只征集到56名成员，到1922年也只是扩大到197人。由于初期党员大部分是没有经营能力的教授、编辑、小学教员，以及没有收入来源的在校学生，一旦没有俄共方面的经济援助，革命活动便陷入停顿。据陈独秀的相关报告，自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和1923年上半年，中共从俄共及共产国际方面得到的活动经费分别是 16655元和15000元，中共党员除1921年前后自筹到1000多元外，再没有任何现金收入。1921年1月19日，正在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工作人员维经斯基的经费资助下筹建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在《社会主义批评》一文中公开表示，“中国底改造与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助”，“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毛泽东随后也在党内公开宣称，“欲拯救中国唯有靠俄国的干涉”。

　　与中共方面几乎完全依赖来自苏联方面的经济援助一样，孙中山曾经把接受苏联方面的经济与军事援助，生动形象地形容为“我向英国呼救，它们却站在岸上嘲笑我。这时漂来一根俄国稻草，我在快要灭顶的时候抓住它”。据杨奎松介绍，1924年之后，国民党开始每月从苏联得到相当数目的经费援助，苏联军事顾问也大批来到广州。黄埔军官学校是在苏联方面提供的270万卢布的资助下创办起来的，其中的主要教官也是由苏联选派的。国民党方面甚至得到苏联提供的1000万元的准备金借款创建了自己的中央银行。由海参崴至广州的海上定期运输线由苏联方面建立起来之后，从1924年10月到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苏联援助国民党的武器装备至少包括各式步枪4万支、机枪190挺、大炮24门、掷弹筒50支、飞机15架、子弹3600发、炮弹4000发、军刀1000把，以及刺刀数千把等。与此同时，苏联轮船公开在广州大批量地进出口各种货物，还导致英国统治的香港方面每天损失25万镑的经济收入。

　　到了国共两党全面展开生死决战的1948年4月25日，苏联驻哈尔滨新任总领事马里宁明确建议中共方面立即成立全解放区的政府，以便苏联等国给予外交承认并且提供各项援助。同年5月，根据中共方面的请求，在斯大林亲自安排下，以交通部副部长科瓦廖夫为首的50名工程师、52名技师、220名技术工人，带着大批重型机械和设备仪器来到中国，协助中共建立了第一支拥有4个旅3万多人的技术兵种铁道兵部队，专门用来维护长江以北的铁路运输。苏联方面随后还提供了2500节货运车厢和136台机车，并且利用大连机车修理厂帮助中共建造了1000节货运车厢。斯大林明确告诉科瓦廖夫说：“我们当然要给予新中国一切可能的援助。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胜利，我们的一些国家也将走上这一条道路，那就可以认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有了保障。我们就不会受到任何偶然事件的威胁。因此，为了援助中国共产党人，我们不能吝惜任何力量和金钱。”

　　应该说，苏联方面先后给予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不惜血本的输出革命式的经济援助和军政指导，从来都不是为了做一桩单纯的赔钱买卖，反而是为了争取一本万利的政治及外交胜利。中国方面对于日本方面更加先进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大力牵制，以及外蒙古的亲俄独立，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站稳脚跟，作出了不可替代的牺牲奉献。

　　杨奎松的人性立场

　　在当下的历史研究者中间，杨奎松是最没有党派偏见、最能够实事求是的一位革命史专家。在杨奎松的老同事里面，杨天石是掌握有最为充分的历史文献资料的民国史专家，但是，杨天石所得出的学术结论，总是撇不开政治正确的非学术标签。朱宗震也是一位有学术功底的民国史专家，他于2008年出版的《真假共和》一书，却是对于自己16年前出版的《民国初年政坛风云》一书的严重倒退。《真假共和》中并没有贡献出多少有价值的新见史料，却偏偏加进去了许多明显违背现代常识的议论性文字。

　　杨奎松在 《历史研究中的人性取向问题》一文中，曾经有过这样的夫子自道：“要让自己有一双慧眼之所以难，首先是一个人性立场的问题。历史原本就是淹没在种种冲突对立恩怨纠葛之中的。离开了人性、人权和人道的立场，每一个研究者自身的国家、民族、宗教、阶级、党派，乃至肤色、族群、家族、教育的背景，注定会成为客观研究与同情理解他国、他族、他党、他派人的思想、情感、行为与动机的难以逾越的障碍。就是想要读懂本国、本族、本党、本派中不同人的内心，也很少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当历史研究者开始从人性的角度看历史的时候，他们的研究也就开始有其存在和发展的价值了，我们也就开始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了”。

　　正是基于超越党派偏见的人性立场，杨奎松留给读者的主要是人文历史的追问反思，而不是政治正确的标准答案：“中共革命的成功，究竟是哪一方面的因素更大些呢？是毗邻苏联的作用，还是毛泽东个人的作用？是日本的入侵，还是国民党自身的不争气？要就这个问题找到一个简单的答案，几乎是不可能的。”

　　与1991年的第一版相比，修订再版的《“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不仅以较大篇幅充实了文本内容，而且为各个章节段落加写了画龙点睛般的醒目标题，每章结尾处还增加了“小结”，使得相关论述表现得更加严谨扎实，也更加引人入胜，从而方便了非专业的历史爱好者的阅读理解。

　　来源：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