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奕

　　从医药分销的发展势头来看，未来市场将进入“寡头时代”。上海医药（601607.SH）副总裁葛剑秋在接受采访时，纠正了本报记者的一个提法。“我觉得如果未来形成三寡头的局面，应该不是上海医药、中国医药和九州通，而是上海医药、中国医药和华润医药。”

　　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不同的是，国资背景帮助上述三家企业实施并购过程中，拥有同种话语权、遭遇更少阻力；而雄厚的实力，更是对地方政府和企业拥有吸引力。

　　然而，问题随之而来，分销层次的减少能否把虚高的药价真正降下来？在上周召开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第二届健康高峰论坛上，北京大学教授顾昕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

　　湖南长沙市湘雅第二附属医院，将出厂价15.5元的芦笋片卖到了213元。实际上，位于四川的制药厂没有赚到钱，而湖南当地批发商对外批发的价格仅有30元，也非暴利。

　　但到了医院环节，进货价格竟然达到了185元。由于该药没有参加集中招标，因此，该药在湖南以指导价的形式销售，为136元。而在全国各地，芦笋片的招标价格为：广东江门190元，山东济南115元，黑龙江160元，河南133元。

　　从批发到政府招标，实际成为加价幅度最大环节。这最高600%的加价幅度，是如何产生的呢？顾昕觉得需要考究的是招标价制定者，那些来自各大医院的专家们，由于这些专家是高价药品销售的获益者，因此，他们很难在药品招标价格的制定上，倾向于低价。

　　以“卖药为生”的医院，也会首选贵药，10元加价15%和100元加价15%，医院天然会选择后者。

　　不论药品分销层次如何变化，从30元批发价到医院185元的进货价之间，药品在进入医院的“最后一公里”成了加价最多的环节，而医院再在185元的基础上，加价15%销售，形成了213元的最终零售价。

　　差价的构成，顾昕表示，按照惯例，50%用以打点医生或医院，40%为各级医药代表吃下，10%则是各种开票成本。对于医院来说，仅15%的医药加成是不够各大医院维持运营成本的。

　　而医院对高价药的选择，产生了逆向淘汰，即让制药企业在招标时，不断把药价抬高，只有价格高了，才有医院愿意“代为销售”。低价药不能中标的情况，导致很多药企变换剂型，改头换面来年再以高价参与竞标。这种改换剂型、名称的局面，前些年也直接导致了国内药品注册的混乱。

　　顾昕认为，药品价格虚高的成因并不是制药和分销两个环节能够解决的。国内药品招标制度，各大制药企业针对医院医生高额营销成本，以及医院卖高价药的冲动，才是导致药品价格虚高的最根本原因。

　　而制药和分销环节由分散走向集中的过程，只会让药企公关手段升级，从公关医生到公关医院；从简单的回扣升级为赞助出国考察、赞助国内学术会议、赞助科室科研经费等。

　　一位国有制药企业的销售总监就表示，事实上，跨国公司已经将营销公关活动升级为后者，而国内制药企业的公关手段还停留在比较简单的阶段。

　　至于药价虚高的症结所在，顾昕认为，在于政府对药品价格的管制，“所有民营医院的价格都比公立医院低，这就是很好的佐证。”

　　而向寡头集中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分销商议价能力的提高，会不会抬高药品价格？对此，分销商觉得不会，药品销售层次从原来的四五层变为现在的一两层，环节在压缩，成本在降低。但药品生产商却不这么认为，一位国有制药企业的销售总监就表示，价格上涨是一定的，不过，“利润最厚的环节始终是医院销售环节，生产和分销，实际原先的利润都很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