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靳波   

　　2003年，正值中国新一届政府上任之际，国际上出现对中国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中国整体国力的快速增强的某些担忧。在此背景下，有关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也随之升温。

　　2010年，美国众多政要发出强迫中国人民币升值的信号，甚至打算给中国贴上所谓“汇率操纵国”的标签，中美汇率之战被推上“顶峰”。这是一场没有终止的博弈，中国的应对能否最终取胜？

　　在不久前召开的多国核峰会上，会议内容还是“跑题”落到了汇率问题上。美国当地时间4月14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在国会作证时表示，“美国应该继续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把十九世纪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这句名言作为描绘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执历程，是再合适不过了。长期以来，国际上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博弈此消彼长，而博弈和争论的背后，无不处处体现着国与国之间的以利益为中心的角逐。

　　七年汇率“车轮战”，美强行给中国贴“操纵”标签未果

　　2010年1月29日，奥巴马发表国情咨文，要求人民币升值。时隔一个多月后的3月12日，奥巴马发表演讲，再次呼吁中国依市场需求调整人民币汇率。

　　3月18日，为了批驳有关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的指责，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发表了措辞严厉的文章，称“充分的证据表明，频频指责别国操纵汇率并不断施压强迫别国改变币值的美国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汇率操纵国’。这个唯狭隘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至上的霸权国家，其实根本没有什么资格对别国的汇率及相关政策进行祖师爷般地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直白无误深刻地表达了中国方面的立场。

　　除了美国总统奥巴马之外，美国财长盖特纳、IMF总裁卡恩等也纷纷“剑指”中国人民币会汇率问题。美国130名众议员联名抗议中国“操纵汇率”，14位参议员直接提议人民币升值。美国财政部表示会在4月15日通过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的调查结论，至此，这场新一轮的中美汇率之战被推上了“顶峰”。

　　正当国内外都在热议中美争议人民币汇率的最终调查结果之时，突现“峰回路转”。4月3日，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宣布，美国政府将推迟原定于4月15日发布的一份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贸易对象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情况报告。同时，中国商务部也在多个场合对美国商界释放善意。中美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关系逐步趋于“缓和”。

　　追溯人民币汇率博弈的历史，特别是2003年以来至今的历程，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已势不可挡；与此同时，阻止这一进程的力量也愈挫愈奋，有时表现得比中国自己还要着急。

　　2003年，正值中国新一届政府上任之际，国际上出现对中国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中国整体国力的快速增强的某些担忧。在此背景下，有关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也随之升温。人民币汇率问题一时间成为外国政要来华访问时必谈的话题。

　　这一年的2月，在西方七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上，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提案，要求效仿1985年的日美《广场协议》，让中国的人民币升值，从此点燃了一场长达数年的人民币汇率博弈。

　　从斯诺、保尔森到盖特纳，美国政府频与议会唱“双簧”

　　2003年9月，时任美国财长的斯诺来华，带来了有关“中国政府放宽人民币波动范围”的要求。他认为，最佳的汇率政策就是让货币自由浮动，让市场自行制定汇率，政府应该尽量减少干预。美日两国联手向中国施压，引导国际上向人民币施压的“舆论大潮”。

　　2004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首次受邀参加G7会议。当时，有人将这次会议形容为人民币汇率版的“鸿门宴”，除了美日等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作出类似的姿态。在这次会议上，一些国家的政要、投行机构等纷纷提出要中国放弃盯住美元的汇率安排。浓烈的火药味从会场蔓延到各个角落。

　　2005年4月23日，在中国风景宜人的海南，博鳌亚洲论坛部长级对话会如期举行。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正加快准备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步伐，确立了汇率改革的步骤。”这是中国官方首次明确宣示将启动人民币汇率改革，当然，这其中也隐含了人民币升值的意味。

　　是年7月21日，我国宣布启动人民币汇改。在获得短暂的好评之后，人民币估值再次受到个别发达国家的指责。

　　2006年12月12日，时任美国财长的保尔森率领代表团访华。保尔森提出：“美国认为中国在消减贸易顺差方面可以做得更多，我们鼓励中国采取更具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

　　2009年1月16日，侯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将“通过所有途径”，包括向世界贸易组织投诉的方法，向中国施压，逼使中国调高人民币汇率。由此，中美开始了新一轮的人民币汇率争论。

　　2010年上半年，来自美国政经两界的频繁施压，不过是7年来人民币汇率博弈的一个小小漩涡而已。专家预计，随着中国经济规模即将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围绕中国人民币汇率政策的争论还会随时升温。

　　日本“打牌”为何前后矛盾？

　　2003年，这场由日本率先挑起的人民币汇率争端，话题焦点是“人民币汇率存在严重低估，中国向国际市场大量倾销廉价产品，导致全球出现通缩紧缩”。日本方面据此要求中国签署“广场协议”式的文件。

　　在此，有必要重温一下频繁提到的《广场协议》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它签署的背景及后来的效果又是什么样的。

　　“二战”之后20余年时间里，日本的产业发展、经济振兴和“国际贸易立国”等，是在美国提供国际安全保护，日元长期锁定低汇率的背景下实现的。

　　到了二十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进一步加快本国产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高开放度化”的进程，在汽车等产业领域成为美国的强大竞争对手。这一严重的不均衡引发日美贸易摩擦。同时，在此期间，日本政府采取的政策也在为本国产业发展争取着更大的时间余地。

　　从1971年至1985年，尽管日元已经分两个阶段升值，但总体上，美日元汇率格局仍然不利于美国方面。

　　1979年，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第二次石油危机导致美国能源价格大幅上升，美国消费物价指数随之高攀，美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超过两位数。

　　与此同时，美日贸易摩擦日益激化。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制造的产品充斥全球。日本资本疯狂扩张的脚步，令美国人惊呼“日本将和平占领美国！”同年美日双方签下了所谓的《广场协议》。此后，日元升值进入了第三阶段。

　　日元的升值的第一阶段是1971年2月从1美元对360日元升值为306日元(固定汇率)；第二阶段为1973年2月到1985年9月逐步升值为1美元兑240~250日元(浮动汇率)；第三个阶段为1985年“广场协议”迄今，日元升值为1美元兑90~140日元。

　　单纯对比1985年日美贸易情况与2002年中日贸易情况，并没有多大意义。根据日本财务省的统计数字，2002年日本对中国贸易逆差高达2.75万亿日元。但人民币的产业基础，在那时根本没有达到需要类似《广场协议》的约束文件来胁迫升值的程度。

　　日本由于尝过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胁迫下让日元升值的苦果，又想把这一招数转用到中国，其实是毫无道理的。对此，分析人士认为，作为以贸易立国的日本，面对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必然希望能够通过迫使人民币升值获取更多的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日本经济出现了久违的复苏时，中国出口成为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日本已经不再高调的谈论人民币的升值问题。甚至有官员还表示，中国在放弃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前，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享有“欧元之父”称号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曾经在欧盟入宪的时候，被问及欧盟和欧元本身难以回避的问题时表示，“欧元太硬了，高价欧元极大地损害了欧洲经济。”

　　即使不考虑人民币汇率是否可以等同欧元的处境来加以解释，蒙代尔认为，中国正在给世界提供大量的廉价商品，这是一件好事。虽然给一些国家带来威胁，使它们失去竞争力、面临转型，但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二战”后，德国、日本的经济崛起就迫使英国调整其竞争力不够的产业。现在的全球贸易大体是良性的，但中国商品价格低廉造成了很多国家的压力。“问题是这些国家的麻烦是十年前就该知道的，自己没调整好，现在提出需要保护。”蒙代尔表示。

　　因此，不仅是日本，其他国家针对别国的汇率施加压力，都源于根本的利益冲突。

　　蒙代尔说话公道：中国不会替美国“买单”

　　7年前，美国就紧紧跟在日本之后，迅速扛起了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大旗。今年也不例外，金融危机后的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针对中国发起的有关人民币汇率的新一轮争端，主要是围绕美国提出的“2001～2007年，由于美中贸易平衡，已经失去230万份工作”这一理由。

　　奥巴马表示，汇率问题使美国处于竞争劣势。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汇率问题，即如何调整以保证美国的产品价格不被人为抬高，别国的产品价格不被人为地压低。

　　清华大学世界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对此表示，中国的贸易顺差，其中包括60%的外资企业在中国运作，带来了我们对美国的出口。而且有一点值得澄清的是，美国贸易逆差那么大，有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储蓄率太低。

　　而人民币汇率变化其实对贸易结构的改善影响相当有限，“汇率问题不是大不了的问题，这只是表面问题，关键是我们应该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不是只要有压力就变。”李稻葵人为。

　　而在此期间，130名美国议员联名信中所提到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之一是，“从2003年1月至2009年5月期间，中国在美国非石油产品贸易逆差中的占比从26%提高到了83%，这意味着美国生产商正在不堪一击的模式下运营。”

　　对此，有专家表示，这不能作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理由，人民币升值无助于解决美国对话贸易逆差，而人民币也不大可能一次性升值。因为这种方式对国际贸易各方，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会产生很大的冲击，而且对于解决中国的发展方式问题，也无济于事。

　　蒙代尔还认为，人民币汇率高低跟中国商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没有直接关系”。短期有点影响，但从长期来看，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并不是由它的币值来决定的。比如说，十年前西方国家就认为自己的纺织业根本竞争不过中国，要用配额制度来防范。“现在配额放开了，各国还是需要进行战略调整，中国的竞争力还是很强，这是西方国家没办法控制的。靠汇率来改变一国生产率的观点是本末倒置”。

　　也有分析人士表示，此次争端主要也还是想通过人民币升值来承担全球经济失衡的责任，借助要人民币升值来逃避其应承担的金融危机责任，最终目的是遏制中国崛起。

　　确实，分析人士表示，人民币汇率在短期内上升影响较大。汇率一次性突然大幅升值带来的出口损失，可能导致大量中小企业倒闭。

　　中    国的出口，对于那些初级制造业，单单依靠“走量”赚取几个点收益，且议价能力较低的出口企业来说，汇率在短期内的上升，影响则较大。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2005年和2010年所做的两个模型表明，若人民币升值10%，会导致中国年度GDP损失0.7%至1%。他引述外汇交易员的分析说，中国约70%~80%的贸易额没有使用外汇对冲工具。一次性突然大幅升值带来的出口损失，可能导致大量中小企业倒闭。

　　那么，在国际重压之下，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一直都保持着独立的姿态。应该承认的是，中国目前采取盯住美元的办法本身不利于资源配置，这种不利因素正在逐步释放，人民币汇率制度终究是要改革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基本稳定。在这一目标下，改革的时机和步骤由中国自己决定。

　　伯南克再发强硬言论，汇率博弈尚未终止

　　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人民币的币值没有低估，中国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中方在不同场合都坚定的表达了此观点。

　　,中方还积极与美方沟通，在外需恢复尚未达到一种常态的情况下，中国还采取了扩大内需，鼓励消费的积极政策，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进一步改善中国的贸易平衡状况。

　　4月15日，商务部公布的外贸数据显示，3月中国外贸出现了6年来的首次月度逆差。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表示，3月份出现逆差是去年以来贸易顺差持续收缩趋势的延续，是中国实施“促平衡”宏观政策的结果。

　　同时，姚坚还表示，今年全年中国贸易顺差将在去年的基础上继续减少1000亿美元，上半年外贸进出口处于平衡点将成为常态。

　　中国的做法确实使得中美在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议上得到了缓和。而中国基于本国利益考量，保持外经贸政策基本稳定、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当是共识。

　　但是，由于利益的原因，中国经济的不断强大对其它国家造成的“威胁”是必然的，世界仍然无法避免来自各方对人民币汇率的争议。

　　美国当地时间4月14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在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作证时表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了，美国应该继续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这被外界视作其迄今针对人民币的最强硬言论。

　　同样，在前不久召开的多国核峰会上，会议内容还是“跑题”落到了汇率问题上。当美国总统奥巴马对我国主席胡锦涛再次重申“为了全球经济的平衡发展，中国应该试试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时，胡锦涛主席的回应则是“中方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方向坚定不移”，但是，“不会在外部压力下加以推进”。

　　总之，就像在蒙代尔看来的那样，“人民币问题反映的是全球经济的利益冲突。不可自由兑换货币却被要求升值，这在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我觉得这样很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