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密集提高最低工资或助推《工资条例》出台

　　王羚

　　各地频频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山东等七省份试点最低工资与物价挂钩，中国进入最低工资调整年。

　　而“富士康加薪30％”的消息昨天再度引起各方关注。

　　有专家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中国已经进入工资增长通道，这将倒逼制造业从传统的人力成本优势转向注重品牌打造和技术改造。

　　另有两点问题同样值得关注：第一，化解当前个别企业的劳资矛盾，是否仅靠加工资就能奏效。

　　第二，对于当前数量众多的代工以及劳动密集型行业来说，结合这些企业的利润情况，他们到底还有多少加薪的幅度。

　　此外，富士康这次加薪是否会对同行造成竞争压力引起各方关注。根据比亚迪电子2009年财报计算，比亚迪电子去年的员工人均成本为2.74万元，比富士康国际低500元左右。

　　最低工资标准迎来调整年

　　今年以来，广东、山东、吉林、宁夏、湖北以及江苏、浙江、福建、上海、天津、山西等省份已先后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称“人保部”）4月曾透露，今年还有20个省份预计将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多地上一次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大多在两年前即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在经历了去年以来的促增长之后，此次调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力度颇大。

　　但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12月全国总工会曾要求，3年之内各地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40%以上。事实上，这一比例远远没有达到。

　　工资过低已经成为各地劳资矛盾频发的主要原因之一。人保部副部长杨志明日前在全国劳动关系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当前着重解决的就是部分企业职工收入过低的问题。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否会给以劳动力成本低廉为优势的中国制造带来负面影响，比如会引起某些产业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并不赞成。他此前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明确表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可以给一些劳动密集、产品低端廉价、生产条件落后的企业以产业升级的压力和动力。

　　“我不认为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会在短期内转移。沿海地区产业升级，与此同时产业转移、中西部地区产业承接，这三个方面衔接好的话，沿海地区产业结构改善、升级了，有能力去雇用工资高的工人，中西部也发展起来，这样劳动力就都留在了国内。”蔡昉说。

　　在收入分配改革呼声越来越高的背景下，5月份，全国人大财经委就收入分配结构问题在江西、甘肃、安徽等地进行了密集调研。调研的结论之一是建议减轻竞争性行业企业税负，腾出空间给员工增加工资。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也表示，考虑到有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确实利润空间较小，短期内转型升级的可能性不大，可以在其提高职工工资后，由政府通过减税等措施予以补助扶持。但总的来说，增加劳动者收入的大方向不应变。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程延园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提醒，当前更应该关注的是，不少企业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确定职工工资。最低工资标准只是对企业最低端的岗位支付工资水平规定的一个不得违反的下限，绝不是企业的工资执行标准。

　　或倒推《工资条例》出台

　　根据蔡昉的研究，中国或许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在此之后，必须增加工资才能够继续吸纳剩余劳动力。就此看来，此轮工资增长不是偶然，而是中国劳动力供应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

　　“只有这一点到来后，才可能给普通劳动者，非熟练工人涨工资，因此获益的是中低收入家庭。到了这个阶段，随着用工矛盾的缓解，就逆转了过去的趋势，收入分配状况会从初次分配的层面上得到改善。”蔡昉表示。

　　不仅如此，劳动力供应的变化也使得劳动者拥有了更强的议价能力。

　　蔡昉分析，在进入“刘易斯拐点”之前，工会的作用不容易发挥，工资往往由一种纯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穿过这一拐点之后，工资则是由市场、劳动力市场、制度设计等决定，包括工会的作用、最低工资的制约、法律的约束。

　　从这个角度来讲，目前各地最低工资标准的频频增长或将倒推《工资条例》的出台。两年前就开始调研起草的《工资条例》难产多时，而原因之一就是集体协商制度如何推进存在难点，包括谈判主体缺位、工会作用受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