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周慧兰北京报道

　　刺激政策离场?

　　《21世纪》：在最近发布的《机构投资者》杂志2010年“全亚洲研究团队评选”中，您再度被评为亚洲经济学家排名第一、中国分析师排名第一。您对于全球及中国经济的预测多次得到时间的印证。今年年初您曾谈到，世界经济已走出危机状态，2010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总体环境肯定比2009年好。但欧债问题的发酵对正走出衰退的世界经济不啻为一个沉重的打击，您认为全球经济会二次探底吗？

　　马骏（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我的判断是，欧债问题的演进还会在今后半年到一年之内导致许多金融市场的波动（包括由于更多国家的主权债和银行信用评级的下调、若干银行可能需要注资、某些国家的国会和民间出现对援救他国的反对声音等），但发达国家实体经济重新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很小。

　　事实上，今年即使有欧债问题，世界经济走势也明显好于去年。过去几个月的OECD领先指数持续上升，表明发达国家整体经济至少今后几个月还将继续复苏。真正在近期内有违约风险的欧洲国家是希腊和葡萄牙两个小国，它们总共占欧元区GDP的4.5%，世界经济的1%。而比这两个国家规模大四十倍的美国、日本和德国经济（这三个国家占世界经济的近40%）正在强劲反弹。我们估计，美国GDP增长将从去年的-2.4%反弹到今年的3%-4%；日本从去年的-5.2%反弹到今年的3%左右；德国从去年的-4.9%恢复到今年2%的正增长。这三大经济体今年经济增速将比去年快7%-8%。

　　许多人担心欧债问题将像雷曼事件那样迅速传导，导致全球经济再度崩溃。但我认为二者是有区别的：首先，目前发达国家的整体经济增长处于明显的恢复通道，而2008年主要国家（尤其是美国）已处于明显的下行通道；其次，目前国际主要金融机构的杠杆率已比2008年大幅下降，即使出现一个国家的违约和对金融体系的冲击，其传染性会明显小于上次；最后，欧洲的政治家和国际组织对援救高风险国家的必要性已有很强的共识，这比2008年雷曼倒闭之前对拯救金融机构的必要性认识强得多。

　　还有人担心欧洲问题会导致中国出口再次大幅下滑。我认为这是过虑了，过度担心反而会误导决策。近期，从与中国出口最相关的国际领先指数（包括美国制造业的PMI、ISM和OECD领先指数看），都表明中国今后两个月的出口增长将进一步加速到同比35%－40%的水平，三季度增长约35%，四季度仍能保持25%以上的增速。

　　《21世纪》：近日，胡锦涛主席呼吁各国继续坚持刺激经济举措，最近的第二轮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更是表达了退出时机选择要慎重的观点，您认为这些表态对于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

　　马骏：许多国家其实早已开始退出。过去半年多，澳大利亚、挪威、印度、越南、马来西亚、巴西等国启动了加息周期。一些国家（包括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则采用了审慎监管的手段限制房地产泡沫。许多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和一些主要新兴市场国家）从去年年中开始已允许汇率大幅升值。相对来说，中国的货币增长和经济增长是大国中最快，房地产泡沫最明显，但到目前为止还未使用利率和汇率这些最灵活的宏观调控手段。

　　一些人认为，美国没有动利率，我们就不能动，否则会导致热钱流入。这种想法有点“作茧自缚”，事实上放弃了一个重要的政策工具。没有数据证明我国利率上调27或54个点，热钱就更多了。我讲过多次，热钱主要进入了资产市场，加息会有打压地产价格和股价的作用，反而可能抑制热钱。

　　如何保持货币政策前瞻性?

　　《21世纪》：近期经济增长的减速和通胀的抬头使市场产生了对于滞胀的担忧，您怎么看？货币政策是否应关注滞胀？

　　马骏：我认为中国经济在这个和下季度中会出现GDP增长减速、通胀继续上涨的态势。但到四季度，通胀和增长都很可能稳定下来。我估计GDP的同比增长会从一季度的11.9%下行到三季度的9%左右，四季度稳定在8.5%左右。与年初的11.9%的过热水平相比，减速到8%-9%。这实际上是一个健康的调整，不应用新一轮刺激政策（或迅速逆转紧缩政策）去防止这种减速的发生。短期来看，一些人会担心出现滞胀的风险，但最终出现真实意义上的滞胀（即经济长期低迷、通胀持续居高不下）的可能性不大。

　　《21世纪》：周小川称加息主要考虑国内因素，多数观点认为CPI同比增速是央行关注的重点，但面对不够全面的CPI数据和不断变化的市场预期，我们的货币政策会遭遇哪些传导阻力？加息政策是否应择机出台？

　　马骏：今年以来的货币和贷款增长轨迹是合适的，应继续坚持将贷款规模控制在7.5万亿、货币增长在17%之内的政策目标。但从政策工具看，我倾向于更多地使用价格手段（利率和汇率）来实现稳定物价和防止过热、泡沫的目标。目前的实际操作中更多地使用额度控制、窗口指导、行业性进入障碍（对某项行业的贷款控制），及一些数量型工具（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等）。调整利息可立刻缓解已经很严重的负利率问题（负利率会加剧通胀预期、过热和资产泡沫），而数量型工具对其没有短期效果。另外，只有加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由资金成本过低带来的中国经济持续过热的问题。

　　实际决策中不倾向于使用利率等工具，有许多因素，包括对国际经济不确定性、股市表现、行政手段是否已经过猛、热钱的担心，及企业层面对成本上升的担心等。但更深的体制层面的问题是，货币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参与者太多，货币政策主要是在实体经济管理部门（更多倾向于代表实体经济短期利益）共识基础上的决策，这种决策难以有充分的前瞻性。国际经验表明，货币政策独立性较高的国家（即货币政策由央行独立决策，而非在共识基础上的决策）一般通胀较低。

　　汇改时机的选择

　　《21世纪》：汇率政策一直是困扰国内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一大掣肘，这也是多次中美对话的焦点。今年初至5月14日，人民币对欧元已累计升值14.5%。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窗口是否重启，再成热谈话题。您设想了“有弹性的一篮子模式”，当前推进这一方案的时机是否成熟？

　　马骏：半年前，许多人认为出口会持续低迷，通胀也只是“预期问题”，所以没必要调整汇率；2月份以来，这些理由都已不成立；3月份以来，制约人民币改革的一个新的因素是美国对中国施加太多的压力，没给中国“政治空间”；4月中以来，美国人已变得很低调，很合作，所以这个理由也在消失；最近，一个新的担心是人民币对欧元升值过多，一些人认为没必要再升值。

　　我的看法是，人民币汇率改革时机已成熟：出口增长强劲、通胀已成现实、四月份顺差重现、外汇储备过大、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希望中国体现大国责任等因素都要求人民币汇率体制及时改革。不应由于短期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波动而不断推迟改革。事实上，每个月都可能出现对人民币汇改不利的一些短期理由。迟迟不改，反而可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上造成更被动的局面。

　　改革汇率形成机制未必意味着人民币在所有时间段内都对美元升值。由于欧元对美元的汇率进入了一个波动很大的阶段，就更应及时启动汇改，走向“有弹性的一篮子模式”，这样才能保持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基本稳定。如继续钉住美元，反而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导致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大幅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