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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士康惊心动魄的十二跳，已不再是富士康的问题，如果联想到北京胶囊公寓中像蚂蚁一样聚居的年轻人，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社会问题。

　　温家宝总理在谈到校园安全时承认，校园安全反映的实际是深层的社会问题。诚哉斯言！谁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当自杀事件演变成一个群体性事件的时候，我们已经不能用个体原因，用企业管理原因加以简单解释，在其背后，一定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深圳市市府发言人说，这些轻生的80后90后年轻人“时代观念不够明确”，换句话说，他们无法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这个他们无法理解的时代使得我们的年轻人成了牺牲品！

　　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社会发展一直滞后。经济的发展是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取得的，是以劳动所得远远落后于国家、资本所得为代价取得的是以劳动所得远远落后于国家、资本所得为代价取得的，是以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为代价取得的，是以社会不公日益扩大为代价取得的。这是效率优先的改革造成的。

　　全国总工会年初曾经提出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1983年到2005年的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从1978年到2005年，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却上升了20个百分点。全国总工会近期一项调查显示，75.2%的职工认为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不公，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平。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也显示，农民工每周工作时间多于《劳动法》规定的44小时的占89.8%。收入方面，2005年广东省总工会调查显示，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工资12年来只提高了68元，超过一半的进城务工人员只能靠加班加点获取更多一点的工资收入。

　　与新一代农民工收入停滞不前，生活在城市边缘不同，政府官员、垄断行业以及资本所得却在成倍增长。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指出，目前无论哪个社会阶层对工人、农民、农民工的收入评价都排在最后三位，而排在前五位的依次是：国家干部、演艺人员、私营企业主、国有集体企业经营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月均最高收入阶层与最低收入阶层的极比，从1971-1980年的3.8：1跃升到2005年的19.9：1，差距越拉越大。

　　与纸醉金迷的城市新贵华服豪车出入奢华场所不同，二代农民工们白天干着“脏累险差”的工作，为城市的繁荣添砖加瓦，晚上蜗居在城市边缘的角落里，谈不上生活，谈不上体面。他们的收入既微薄又无保障，面对物价飞涨，

　　面对住房、医疗和教育三座大山，面对城乡差别、贫富差别的进一步扩大，他们依靠诚实劳动脱贫的梦想被击得粉碎。与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子弟尚可通过上大学、当兵等途径改变命运不同，如今的农民子弟改变命运的通道几乎已被堵死。国家通过立法、通过国际承诺提高劳动者待遇的努力遭到了垄断行业和企业主们的顽强抵制，这些团体或个人无需汗流浃背地劳动，就可以通过资源垄断、行政权力、市场独占、特殊身份等非劳动因素，捞取不公平、不合理的利益。人们都在寻找改变自己命运的道路，但无论有多少政治机巧和智慧，无论有多少职场谋略，都难以打破垄断部门和行政部门已经形成的坚固壁垒：没有足够的关系，一切都是徒劳。

　　当城乡平民子弟在就业和谋取更好职位的时候，在关系、家庭资源甚至是行贿竞争等的较量中败下阵来，一种“出身决定命运”的悲观情绪势必会蔓延，所谓“富二代”、“穷二代”、“官二代”正是这种现实无可奈何的表现，所谓仇富、仇官心理也就由此产生，极端事件、恶性事件就会层出不穷。这种不断固化的社会结构，既扼杀了社会的活力和创造性，也毒化了社会的风气，造成了族群之间的对立和仇恨，是产生富士康事件深刻的社会根源，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大敌。（31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