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提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颁布，“985工程”和“211工程”的实施，大学的科技创新能力得到明显提升。但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新趋势，今天的大学如何更加自觉地站在自主创新的前沿，真正当好自主创新的生力军？就这一问题记者日前在南京举办的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采访了国内外知名大学的校长。

　　基础科研是创新之源

　　在体现原始创新能力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中，去年我国高校获得二等奖16项，占授奖总数的57.1％。从2004年到2008年，高校共获得自然科学奖95项，占授奖总数的56.5％，其中共授予一等奖2项，均为高校所获。提到这串数字，与会校长们无不感到高兴和自豪，这从一个侧面充分印证了高校是我国基础研究的主力军。

　　“大学要在教育上取得成功，首先就要建立世界一流的基础科研体系，而不仅仅是在应用技术上取得成功。”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认为，基础科学是所有应用技术的创新之源，作为一所高水平的大学，必须充分重视基础科研。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说，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眼光，多年前该校就在原有的科研体制基础上成立了“科学技术研究院”，专门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着力打造一个科学研究的大平台，使之成为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和国家科技创新的重要支撑基地，成为拥有一批卓越成果和杰出科学家的国际知名的开放式的研究机构。

　　但是，现在也有一个现象令大学校长感到忧虑。“不少大学，包括重点大学，自身定位不清，再加上社会上急功近利思想的作祟，目前存在重实用技术，轻基础科研的倾向。”华南理工大学校长李元元说，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科技竞争已前移至基础研究领域，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以占领世界科学前沿的制高点。作为大学，特别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一定要“站得高”、“望得远”，通过主要从事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才能真正不断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增强国家发展的后劲。

　　“如果把现代科学技术比作一条长河，基础研究则是其源头。”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宁滨表示，基础研究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常常都会对科学技术的创新、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产生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当前我国把发展新能源、信息网络、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这就要求我们不仅在观念上高度重视基础科研，更要以实际行动加大基础研究投入。”

　　校长们介绍，长期以来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对基础研究高度重视，并保证基础研究在R＆D（研究与开发）投入结构中的合理比例。其中，美国的基础研究投入比例从上世纪60年代的9％持续增长至近年来的18％。近年来，我国的基础研究投入总量持续稳定增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投入总量还有较大差距。

　　怎么办？“基础科学研究难度高、周期长，创新风险大，经济回报不明显，但又是国家的一种重要战略资源。”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建议，国家应兼顾当前应用研究需求和长远持续创新能力积累，逐步调整R＆D的投入结构，在R＆D的中央财政投入中提高基础研究比例；同时，通过中央财政的投入带动其它社会投入，最终建立和推动基础研究投入社会化机制的形成。此外，还要吸引和培养更多人才从事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的又一显著特征是厚积薄发，其进展往往难以预测，需要在宽松环境下，只有营造出‘从容、淡定和安逸’的宽松学术环境和文化氛围，经过长期积累才能取得更多优秀成 果。”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则从另外一个角度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产学研结合有待强化

　　专注基础科学并不意味着大学完全脱离社会，不与企业合作。相反，良好的校企合作，不仅有利于高校科研成果的转化和人才的培养，而且能让高校更深入地参与到国家创新体系中。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教育部、中科院和原国家经贸委就启动实施了“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这是政府推动产学研结合的最早尝试。20多年过去了，产学研结合极大地促进了我国高校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应用。仅以2008年为例，全国高校共签订技术转让合同8408项，当年实际收入19.8亿元。

　　“产学研结合确实益处多多，但实践起来却又困难重重，效率和效益不够高。”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这成了当前很多大学校长备感头疼的难题。

　　作为全国6所首批建设国家技术转移中心高校之一的华东理工大学的校长钱旭红坦言，现阶段产学研合作中还存在着一些制约其发展的瓶颈：一是来自于高校和研究院所的科技成果，受人力、物力、财力和场所的限制，大多没有经过中间放大实验，技术有待进一步孵化成熟；二是现有的技术储备中，单元技术、阶段性成果多，行业共性的关键成套技术相对较少，部分科技成果与市场需求脱节，技术指标与经济指标脱节；三是大学教授擅长过程研究，缺乏工程设计经验，工程研究的滞后甚至缺失势必在后续的工程设计施工中留下许多漏洞和隐患，这种现象在过程工业尤其明显，花费巨资建设的生产装置，常常因材料和装备的不适当选择而无法运转，增加了社会资本投入制造业的风险，困扰了校企间技术转移的有效实施；四是知识产权保护成本过高，技术转移的主体和受体之间存在诚信危机；五是整个社会对工程研究经费投入不足。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在韩国出席学术会议期间，抽空走访了三所著名理工科大学，惊讶地发现这三所大学都有一个非常现代的半导体工程中心。原来韩国政府希望在半导体的国际市场上占据领先地位，便出资在这三所高校各建了一个中心，研发费用则来自韩国国内大企业。

　　“这与我们用产学研结合的方式进行自主创新的路数看起来很相似，但是又完全不同。”王树国说，国内很多地方在搞产学研结合时缺乏深谋远虑：学校把企业的一个项目做了，企业暂时解决了自己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双方也就是一锤子买卖，无论是对企业产业的影响，还是学校在该领域中的积累，都上升不到更高的层次。产学研结合需要一个有效载体，把利益捆绑在一起，非常明确地体现国家意志。大连理工大学校长欧进萍表示，产学研结合模式不能总是停留在最初的技术成果转化，包括为企业解决技术难题的层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现在需要解决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问题。“这方面我觉得中国的大学应该面向我们本土企业积极合作，和他们共建研发机构，同时又吸引我们高层次人才在这些研发机构中发挥作用，支撑企业的可持续创新。如果我们自己的本土企业没有可持续创新实体，只靠大学技术转移，解决技术难题，不可能获得更高更远的发展。”

　　创新人才该如何培养

　　“跨学科知识的广度、批判性思维是当前中国学生最缺乏的。”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认为，一些亚洲国家的大学和欧洲大学，学生在18岁的时候就选定专业，不再学习其他专业之外的课程。“这种模式，对于培养一些流水线上的工程师或者是中层的管理干部可能是有用的，但是如果培养领导力和创新人才就显得过时了。”

　　通识教育则不同。据理查德·莱文介绍，美国大学的本科教育，学生在前两年可以自由并广泛地选择学科，后两年再挑选专业进行学习。“对于多个学科的接触，使得学生有能力去应付新的的问题，他们通过不同学科的学习会有不同的视角。这样一种跨学科的广度，能够使毕业生有能力以创造性的方式来解决新的问题。”

　　培养创新型人才，著名大学都有自己的“秘诀”。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说，该校提供许多的小班学科教学，甚至是教授一对一，或者是一对二的有针对性的教课，这样学生能受到导师严格的学习训练，弱点无处可藏。而美国的模式是一些互动式的讨论会，他们会彼此挑战，而不是轻易接受导师的观点。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认为，中国大学与西方大学的差异就是这种互动性。因此他建议，改革传统教学模式，在课堂上增进师生互动。

　　要培养创新型人才，离不开一流的教师。宁滨校长认为，作为一流教师，必须始终站在学科的前沿，方能激发学生创新意识。在悉尼科技大学校长罗斯·米尔本眼中，只有富有创造性的教师才能够把这个创造性的思维文化传递给学生。而钱旭红校长告诉记者，一流教师应该是发现创新人才的教育家，中国有一句话叫“名师出高徒”，创新型的教育家，既应该在本专业、本学科有卓著的创新，而且又应该有相应的新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既创新又育人，并且在创新过程中育人，这是创造型教育家的突出的特征。

　　创新型人才培养和成长与其所处环境息息相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吴汉东认为，大学要营造创新人才的环境，至少应在四个方面下功夫：首先是学术环境；第二，文化环境；第三，知识环境；第四，实践环境。“我觉得营造这种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环境，单纯交给大学是不能奏效的，整个社会要形成一个创新、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这样一种环境、体制、政策。”吴汉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