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改造，必须让农民真正融入城市化，分享城市化成果

　　【背景】近日，《新京报》的一篇报道引起网民激烈争论。该报道称，在北京市正在推进的“城中村”改造中，北京市朝阳区“大望京村村民一夜暴富”，“清洁工开30万车”，这引发了“城中村改造”谁赚谁赔的大讨论。

　　上述报导并不涉及城乡接合部改造的种种困境，只是谈及大望京村村民因拆迁赔偿而快速致富，特别是有的村民用拆迁的补偿金，再购置新房，并从2009年北京房价疯狂上涨中受益，格外吸引人们的注意。

　　2009年5月，大望京村拆迁后，村民们一次性拿到了上百万元甚至数百万元的补偿款。一般的家庭除了几套安置房，至少还有上百万元现金，而多的达七八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拆迁让大望京村农民一夜之间变成百万富翁。

　　该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的说法：大望京村“村民胆子大的，赚几百万跟玩似的。尤其是今年望京一号地高价拍卖后，当地的房价翻了1倍，价格立马蹿上去了。”

　　大望京村是中国“城中村改造”的一个特殊案例。实际上，在全国“城中村改造”中，既有加剧社会分化和冲突的个案，也有城市化让一部分群体受益的案例。比如大望京村等极端案例。

　　按照目前的法律，中国城市用地大多来源于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这种低价征用的土地管理制度，更容易导致原住民失地失业，被排斥在城市化进程之外。很多地方，农民不仅无权分享土地增值受益，而且成为城市化后的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

　　有一组数据更能说明问题。2009年，北京市土地出让金收入达到494亿元，相当于2009年该市地方收入的近五分之一。土地收入对北京财政的贡献不菲，大望京村民获得的拆迁补偿，仅是土地增值中的很一小块。

　　推进城市化，改造“城中村”，政府和农民的利益关系到底如何平衡？发达地区城乡接合部改造，农民拿到较多补偿，应该如何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刘守英认为，改造“城中村”，推进城市化进程，必须平衡原住民和政府的利益，必须摒弃以往那种把农民排斥在城市化之外的思路，让农民真正融入城市，分享城市化的成果。

　　他分析称，城乡接合部改造，其成因是伴随城市化进程，农民土地被变性为国有，从此失去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城市化的阳光不仅没有照耀到这些农民身上，反而以失去土地等生产资料、离开原产业为代价，成为“三无”人员。

　　因此，解决“城中村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改变这种土地国有化、农民被排斥在外的城市化模式，让这些农民能以自己的土地和劳动力，参与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分享城市化带来的成果和收益。

　　如何让农民参与城市化？刘守英认为，对大型工程占地，应保留一定比例的土地，专门给农民集体办市场或发展产业。在产业布局和规划上，一定要保证农民集体的参与，为原住民预留产业发展空间，增加农民收入。

　　在刘守英看来，改造“城中村”，亟待土地制度创新和试验，保证农民以土地参与非农建设。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经营性非农建设，不一定非要把农地征为国有，这为实现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地、同价、同权”，提供了政策空间。

　　刘守英认为，受制于现行财政体制和人口属地管理政策，城乡接合部治理与改造基本是将外地人排斥在外的，其结果是，一片城乡接合部改造完成，高楼拔地而起，原有村庄消失，原住民上楼，外地人到其他地方寻找安身之所。

　　因此，理想的“城中村”改造，必须统筹解决流动人口的落地与本地农民增收问题，把外来务工的人口融入城市。刘守英建议称，推进城市化，必须将城乡接合部纳入城市统一的基础设施及社保、养老、医疗保障体系，彻底消除城乡分治。

　　具体而言，一是将城乡接合部的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城市统一的建设网络，在规划、资金和建设上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二是将城乡接合部农民的失业、社保、养老、救助等统一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让城乡居民享有均等化的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