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申里

　　【本报北京讯】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和中国社科院、北京社科院的社会学者，日前在一份题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杜绝富士康悲剧重演》的呼吁书中，呼吁要“在个体心理层面之上去思考‘世界工厂’及新生代农民工的前途问题”。

　　参与签名的社会学者有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沈原、郭于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潘毅，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戴建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沈红、副研究员谭深，中山大学副教授任焰，上海大学教授张敦福。9位社会学者联名写道：“我们从富士康发生的悲剧，听到了新生代农民工以生命发出的呐喊，警示全社会共同反思以牺牲人的基本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

　　在呼吁书中，他们呼吁所有企业在提高农民工待遇和权利方面做出切实努力，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更重要的是，“农民工的待遇和尊严不限于一个企业，而是具有普遍性的中国问题”。

　　呼吁书说，“我们以‘农民工’的身份为借口，以平均低于第三世界的工资水平来支付他们的劳动报酬，使他们无法在城市中安家生活，漂泊徘徊于城市与农村之间，过着无根无助、家庭分离、父母无人照顾、孩子缺乏关爱的没有尊严的生活。”

　　正是“注意到与GDP增长并存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以及劳动力价格随就业压力被压低、劳动者话语权被持续忽视的社会事实，”这些社会学者说，“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利长期被忽略。”呼吁书的发起人强调，“如果说，以廉价劳动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是改革初期中国在资本匮乏等历史条件制约下的一种策略性选择的话，走到今天，这种发展战略已经暴露出种种弊端。”这种弊端“导致了国内消费需求的长期不振，削弱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而且“在劳动者这一方难以为继”。

　　在呼吁书中，9位社会学者共同呼吁：“今天的中国资本充足、国力强盛，已经具备了转变发展模式的条件和能力，依靠国家、企业与劳动者共同的努力，切实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一定能够有效防止类似的悲剧重演。”但是，这并不简单是个给“公民身份”的问题，其背后涉及到一系列制度性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