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飞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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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5-24

　　于飞云上

　　世界上有这样一些土地，它们被人类较早地青睐，在历史可碑可传的时刻担当重任，为盛载古老文明履行义务；它们强健地记忆：历史、政治、宗教、种族、国家、文化……成为现行社会的依据；它们气宇轩昂，俨然主人，令那些远足而来的瞻仰者，甚至仍然生存在这些土地上的人甘当客体，把持着客随主便的礼貌与节制。

　　但是，仿佛为创造辉煌的历史消耗了太多元气，它们声名卓著之后便丧失了与时间同步的激情，倦怠地拒绝时代的邀请。如今它们风流倜傥于形却内陈龙钟老迈，夜晚的喘息与呻吟，只有仍然生存在这些土地上的人才能深切感知，并成为他们进入梦境之前拂之不去的噪音。如果他们之中有人不堪噪音骚扰，在黑夜里坐起来，黑夜能清晰显影现实病症，就会看到：在当代文明开始辉泽于世界的时候，古老的土地不仅无力祝福他们，还把酸痛的肢体搭在了他们的肩膀上。负重若是命中注定，那么作为既得利益需要传统来捍卫的今日的主宰，更将历史的呼吸机强硬地罩在人们的鼻息上，使之成为不能自主的生命，令觉悟与挣扎一律消耗在当代文明之外。法国作家尤瑟纳尔说历史是一所“获得自由的学堂”，这所学堂显然还有一间荒谬的教室独独为他们开设。

　　这些人的命运比古老的土地更值得关注。

　　在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的发祥地——土耳其，近些年来文学关注的视角已经向这些人打开。如我们所熟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慕克，和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另一位作家李凡纳利 (O.Z.Livaneli)，他们令才华、责任归于同道，挑战固有的礼貌与节制，为那些深受自身强大传统制约的国家里的人民做代言。

　　《伊斯坦布尔的幸福》一书是李凡纳利的代表作。该书以三个人物不同的人生路径为起点——他们并没有实质性的矛盾冲突、观念上的水火不容或者阶层利益的博弈，恰恰相反，他们面对的是同一问题，寻找的都是如何逃脱社会现实的制约。这是一个平行式的创作构思，但却为我们展示了现代土耳其人立体的生存画面和思考。

　　古老辉煌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涤荡、记录者的遴选，留下的是排着长串的强人的名字。这些强人的基因通过古老大地脉动在后人的血液里，土耳其东部凡湖边上的强人只做三件事：教诲别人，接受进贡，作恶。15岁的玛丽在这坠落于历史窠臼的村庄里，人生早就被拟定了初稿：包着头巾，侍候别人，被姨妈吓唬要烧那块“罪恶的地方”，遭伊斯兰教的教长伯父强奸，马厩里的一条绳索等待她上吊，或者由他人带到伊斯坦布尔销声匿迹…… “等到问题无法忍受的时候，才会求到解决的办法”，苦难中的智慧让玛丽设想伊斯坦布尔，虽然她知道先她而去的女孩子都没能再回来。

　　之于玛丽非常可能是一座死不见尸的伊斯坦布尔，伊凡教授却在这里发现了希腊神话中的牧童恩底弥翁此刻正是他本人——活着但却永远沉睡。“你是个健康人……一切都很好，”他不停地自我忠告，在梦中看到的自己依然还是在病榻上，而且脸已开始碎掉，“一点一点，脸颊、嘴巴、下巴、额头依次塌陷掉落。眼睛是最后消失的。”“伪幸福”是伊凡对自己处境所做的结论。古老的土地貌似已和世界文明接轨，人们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比得上伊斯坦布尔这样充满生气”。跳肚皮舞，吃生鱼片和寿司，穿阿玛尼西装打范思哲领带，泡肌肤吹弹可破的俄罗斯妞，围着酒桌讲战争笑话或黄色笑话，伊凡自己则成了电视上的学者明星，挣大把大把的钱，这一切都是城市的文明象征，但实质上可能只是文明巨浪溅起的一颗泥点。古老的土地总是信誓旦旦接受新的文明，实质内容却不曾改变。至于真正的文明，人们像约定好了一样不去过问，因为文明的尺度由国家的统治者把握，而这个国家的人民早已习惯于“靠天吃饭”，现在他们在虚无主义的范式中也就一点都不会难过。伪文明导致的伪幸福，让伊凡看到无形的社会和他那有形的家其实就是一口棺材。

　　死，或沉睡，是这片古老土地遗赠给他后代最窘迫的财产。而另一个人——玛丽的堂兄西玛尔则连打量自己生与死都显得奢侈：他正在为国家的完整统一同库尔德人作战，种族留存下来的生死较量让年轻人把生命托付给了一枚3G子弹是否走眼。唯一能鼓励他对生死不计较的是上尉说的话：“这个国家是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建立起来的，他们为土耳其献出生命，那些叛徒妄图毁掉我们的民族，分裂我们的国家，你们要去惩罚那些叛徒。保护共和国和民族的统一是你们光荣的责任。为国家而死，直接进天堂。”

　　在《伊斯坦布尔的幸福》一书里，李凡纳利体现的是历史学家的洞见、社会学家的思索、人类学家的关怀。伊凡是这部小说思考的灵魂，他首先把自己设定为 “在东方是个西方人，在西方是个东方人”，站在古老文明与当代文明之间，试图代表这片土地的人们说：我“是个肤浅无根文化的受害者”。

　　古老的文明为什么运行到今天却是肤浅无根的文化？李凡纳利用西玛尔和萨拉哈丁的对话给出答案——

　　关于父亲要他杀死“罪人”玛丽，西玛尔问他的朋友萨拉哈丁：“伊斯兰教不是命令男人杀死犯罪的女人吗？”

　　“没有。”

　　“可是，用乱石打死又怎么讲？难道奸妇不是要埋到土里，腰以上露出来，乱石打死吗？”

　　“没有。《古兰经》里没有这种惩罚。这都是编出来的故事。”“他们利用伊斯兰教为的是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杀手和恐怖分子可以是任何宗教的成员。”

　　把历史筛选、整合、改造成今天杀人或制服人的工具，是古老土地上的人们今天的悲剧根源。种族、宗教、意识形态都比人本身更重要，甚至完全背离了人的意义。像西玛尔那样的生命个体，只能在战斗中携带一个塑料袋捡拾战友可能被地雷炸飞的胳膊和腿。而另一个青年阿里·利扎正在监狱里为“人民的民主”绝食，但他也只是帮忙判他“恐怖分子”的国家“杀死自己”。更为可怕的是公众对此“一点儿都不在乎！在这些高墙外面，人们愉快欢笑，过着他们的日子。他们唯一感兴趣的是电视节目上说谁和谁怎么了，哪个模特儿和哪个足球明星出现在哪个酒吧了”。（阿里·利扎的妹妹赛荷语）公众是一群被奴役、歼灭了思想的牛羊，他们在为其提供好了的幸福的伪装下消耗自我。看那些最擅长发表观点的学者、教授、作家们，不也是在被指定的平台上互相展开攻讦？抨击的范围绝不有所突破，“就像是对西西弗的惩罚——从早写到晚，只是为了让人在每天晚上把他们的文章扔进垃圾堆”。在伊斯坦布尔的伊凡当然看得最清楚：“土耳其社会阶层之间有着深深的隔阂；但是工厂老板和他的工人，高官和他的司机，一家控股公司的创始人和一个乞丐，全都在电视机前联系起来了。所有的人全都追随同一批男女众神，看他们的照片，看他们的表演。在这个国家里，有财富，但没有什么可以叫做文化或品位上的精英。”他甚至追溯到奥斯曼帝国六百年统治期间如何培养了一个“有钱而没文化的群体”。当今的社会亦如此，在他的视野里“土耳其这个国家得到的尊敬近乎零”。

　　李凡纳利在 《伊斯坦布尔的幸福》里，对现实深刻的批判是生活在同样古老土地上的作家们所不及的，（那些作家如果读了这本书，是否还好意思把他们一无是用的文字填满读者的眼眶？）从这个意义上说，土耳其已经不该再是 “得到的尊敬近乎零”的国家。而且该书能够于2002年在本国出版，作者本人也于2009年获得土耳其文学最高奖，令人不得不对那片横跨欧亚大陆，作为三大帝国发祥地的古老土地投去希望的目光。

　　深刻的批判是要唤起反思的开始，并做出改变的努力。李凡纳利为三位主人公精心设计的 “逃离”，恰恰是反思与改变的象征。《伊斯坦布尔的幸福》大部分章节描写的是玛丽、伊凡、西玛尔逃离的过程：玛丽在梦想中逃离，伊凡在思索中逃脱，西玛尔在不自觉中逃离。不管是有意识的逃离，还是被迫的、不自觉的逃离，大量的思考都在这个过程中爆发和呈现。

　　“我”、“自我”、“我自己”究竟在哪里？这是伊凡发出的疑问。他看到“既定的制度阻止人与自身面对面遭遇”。因为那个自身对现实有着和制度不一样的立场，阻止便成必然。逃离的意义在于给人一个距离，让人看到自我，看到所处社会环境的完整面貌以及它和世界形成的比较。“社会是大环境，是主体；而人，是社会的客体”，在由传统制约着的国家里一直是被默认的状态。这个环境差强人意，或者根本就该被打零分，都不妨碍主客体地位的确立，因此这些国家里的人民历来被如是教化：作为个人，首先便应看怎样去适应、融入社会这个大环境。自我被排除在外，世界被排除在外，社会环境就像包裹一样把人包在了里面，任由这片土地古往今来的悲剧在人身上无尽地演绎。历史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挡在现实的面前，以老者至尊的威严宣称现实的合理性，但是逃离却能让玛丽说出那样叛逆的话：“反正真主也不爱我。”

　　逃离不一定要惊天骇浪，尽管逃离需要舍弃。伊凡、玛丽、西玛尔的逃离都在本土之上，即使出驶到了海上的伊凡也没有离开他的土耳其，但逃离却都给了他们该有的回馈，至少他们都不想再回到原来的生活状态中。李凡纳利的“伊斯坦布尔的幸福”并不遥远，这是我读这本书之后心中洋溢着温暖的原因。自然我还看到，在世界文明之光的挥洒下，没有绝对意义上的严实包裹，每一个真正得到它照亮的人都会将其虔诚地收下，作为自己的财产，而且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

　　来源：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