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的真相
2010，低碳是一个世界流行语，有人说它是第五次全球产业革命，也有人说它是发达国家的战略阴谋，那么究竟什么是低碳？一家服装厂，一个碳交易所、一座大力发展新能源的小城，它们能否为我们揭示低碳的真相。
一、无所不“碳”
“五，四，三，二，一。”这是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门前举行的一项名为“地球一小时”的环保活动。和故宫同时参与这项活动的还有全球88个国家，4千多个城市的10多亿民众。他们共同约定在一个小时内关闭灯光，以此呼吁人们减少碳排放，关注我们的地球。当古老的紫禁城，埃及金字塔、巴黎铁塔、雅典卫城都在这一刻 “黯然失色”时，一个时髦的词汇变得越发的醒目，那就是低碳。
“您好 您听说过低碳这个词吗？”“听说过。”“你听说过低碳这个词吗？”“听说过。”“比较新的词。”“就是报纸、电视、网站上都有呀。”
“低碳”注定要成为今年最火的流行语。
2010年1月，广州地铁惊现“脱裤族”。 上身厚棉袄、下身超短裤，当地媒体称14名白领们是在以“搞笑”的方式，倡导低碳生活。
今年两会可谓是劲吹“低碳风”，九三学社的“关于推动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提案”被列为政协会议的一号提案。据统计，“两会”与“低碳”有关的议案、提案占到总量的10%。
低碳现在俨然已经成为各种广告的新卖点，房地产，通讯，家电各行各业无一不彰显绿色，无处不围绕低碳。
全国已有超过20个省份提出要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显然，地方政府发展低碳经济的热情空前高涨。
为了在今年底达到能耗降低20%的十一五目标，5月6日，国务院提出：要“采取铁腕淘汰落后产能”。高耗能高排放行业成为铁腕出击的对象。
蹬上了健身发电车，健身的同时就产生了电力，北京丰台区东高地社区广场上的这间玻璃小屋，太阳能、风能、人工动能样样齐全，被称为“零碳”小屋，社区居民在感受乐趣的同时倡导低碳意识。
“那您认为低碳是什么啊？”“低碳就是环保。”“反正我也天天看电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低碳就是那什么，太阳能晒电这个出电的。”“低碳就是……不会。”“具体也说不太好，明天在网上查查看再说。”
正在上海举行的世博会，是第一个正式提出“低碳”理念的世博会。各大场馆设计中都极力凸显低碳理念，不少场馆都设置了低碳体验项目，有关低碳的例子在世博会上可以说是不胜枚举。2010，你低碳了吗。如果你对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样回答，显然在很多人眼中你肯定是落伍了。如今，无论是商品还是服务、无论是营销还是作秀，低碳似乎成为一张很好用的标签。低碳俨然成了一种时尚、一种潮流、一种态度。有人把2010年称作低碳元年，那么究竟什么是低碳呢？
二、低碳传说
低碳是指较低的二氧化碳排放。“低碳”虽然是个新名词，反映的却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老问题。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说：“低碳经济应当说现在是一个世界流行语，你看世界流行语，你拿到我们中国，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十七大’、‘十六大’、‘十五大’我们很早就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加大节能减排的力度，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而且我们过去讲，我们是要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其中有一个内容就是我们的经济要是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
低碳一词在2009年声名远扬。丹麦的哥本哈根，这座天寒地冻的北欧城市，成为了2009年全球最热闹的地方。在这里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成为当时全人类最关注的一个数字。也是从这里开始， “低碳”，这个原本大多数人极其陌生的词汇，成为了世界的流行语。世界自然基金会北京办事处副首席代表李琳说：“低碳发展更多的是一个概念，在渐渐向实践转变的过程，处在这么一个阶段。”
我们生活在一个对碳基能源高度依赖的世界。煤、石油、天然气，这些能源在燃烧过程中都要释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而这些气体当他们大量排放到大气层后，会使大气层不断升温，引发全球暖化。更严重的是，按照目前的消耗，全球石油的可开采量只有40到60年，煤炭还可以开采150年。人类急需找到一种更少碳排放的发展方式。
这是2009年英国拍摄的一部环保纪录片，洪水、飓风、冰川消融、气温上升。一切的一切都在逐渐侵蚀着我们的家园。影片大胆假设，如果我们不寻求改变，2050年，地球将不复存在。面临毁灭，人类需要重新审视自己。姚景源说：“欧美发达国家，他们把这个世界都已经污染完了。这个时候全世界提出这种低碳经济，所以我们是本着对全人类负责的态度，同时，确实我们讲，这也是中国经济转型、转变发展方式的一个必然要求。”
低碳革命的大幕正在拉开。
虽然在去年年末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各国并没有达成实质的减排计划。但中国政府依然提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碳强度比2005年降低40%到45%”。对于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高速发展的中国来说，这个目标可以说十分艰巨。中国的纺织工业是高耗能和碳排放的大户，在国内外碳减排的双重压力下，低碳，成为这些企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三、低碳“小白鼠”
尹国华，江苏利步瑞服装有限公司董事长，在自己的企业里尝试各种节能减排的方法。他的超前、大胆屡屡遭到同行的质疑。这一次，他又有了一个新奇的想法。“他们给我们的建议就是，可能这两栋楼可以改，因为它转换的能量还可以去做，因为发电量可以满足我现在年度用电的60%左右。”
尹国华所说的发电量来自他即将要建设的太阳能屋顶发电站。说到太阳能发电站，现在看起来并不稀奇，不过一家服装厂要建电站还是个稀罕事。在当地400多家服装企业中，尹国华的服装厂并不是规模最大的，但尹国华在同行中很有名。“我做的很多东西都是被很多行在笑。但是做下来以后，我的效果还是不错，所以我还是愿意尝试一下。”
尹国华的出名是因为他总爱冒险。其他企业挣了钱都在扩产，而尹国华这几年挣的钱大部分都投在了节能减排的设施上。这一次，要建一个3.2兆瓦的太阳能光伏电站的想法，可以说是更加大胆。“3.2兆瓦的光伏电站现在是要投入多少钱？”“大概全部做完的话，应该在9千多万元。”
花9千多万元，用5年的时间来做一件在行业内破天荒的事情，尹国华的主意听上去真有些疯狂。尹国华的哥哥尹国新是当地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服装企业——晨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他知道这个消息后，给弟弟算了一笔账：如果加工一件衣服的加工费能挣10元钱，9000万元的电站投入需要生产900万件衣服，这相当于尹国华的工厂一年的产量。而以目前的生产规模计算，一年的电费是400万元，即便不考虑太阳能电站运行和折旧成本，也要20年才能收回投资。“因为传统产业的本身利润空间比较小嘛，花这么大的投入来做，而且没有什么可成功的地方可以借鉴的。我也跟我弟弟讲过，我现在还是很担心很担忧的，这个想法是，我的感觉是超前了一点。”
2009年12月，尹国华的太阳能电站项目申请得到了江苏省发改委的批准。向省发改委申请的初衷是希望能得到国家光伏屋顶政策的补贴，这样就能减少自己的投入。但5个月过去了，电站项目却迟迟没有动工。尹国华说：“电池有了，然后我要找一家电力公司帮我安装，这是我现在比较头疼的。那么在安装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说，是安装的问题呢，还是电池元件的问题，到最后出了问题我去找谁。”
原来，现在国内的电池供应商只能提供太阳能电池组件并不提供安装、维修、保养等一体化服务。经过几个月的探讨和商量，4月初，尹国华才终于找到一家能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的太阳能公司。他的电站计划马上就可以实施了，可是建好了电站，发的电是工厂自用还是上网呢？ “现在还没有最终确定，我希望是通过网上的一个平衡来完成(回用)，供电量的话可以满足我现在年度(用电量)的60%。”
虽然还有很多和电网衔接的问题没有解决。但尹国华坚持要建太阳能电站，之所以坚持是因为他觉得，在不久的将来，服装行业将迎来一个低碳的时代。以后，每件衣服上说不定会增加一个“碳含量”的标签。“在未来还可能会增加另外一个就是每一件衣服生产的过程当中的，碳的排量会是多少这个是很可能发生的。两三年前就有很多欧洲的环保团体和环保人士就提出这个要求，希望品牌能够做到这一步。”
最近一年，国外的客户不断地向尹国华传递这样的信号。作为外向型的服装行业，产品走出去历来非常艰难。从最开始的配额到反倾销，再到前两年的人权等社会责任问题，中国企业每一次应对都很被动。尹国华担心不久的将来碳排放成为新的壁垒。“其实我在这个行业做的时间也不是很短了这么多年以来，因为人权的问题环保的问题生产安全的问题，过一段时间呢，他们就会有新的要求出来。”
尹国华的这种担心是不是空穴来风呢？世界自然基金会北京办事处副首席代表李琳说：“(碳排量)会不会成为一个将来叫贸易壁垒，还是贸易战的一种工具，我觉得可能性都有，从现在的趋势角度来看，欧洲国家都在自己的产品上，标出自己的碳排放量标出自己的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量，很可能这个作为一种样板。”
中国社科院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潘家华，是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成员，他一直致力气候经济的研究。他告诉记者，碳排放标签最专业的说法叫碳足迹计算，是指将产品从原料、制造、储运、废弃到回收全过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标示在商品上。从 2007 年起，英国政府为应对气候变化专门成立了碳基金，鼓励英国企业使用碳标签。日本和法国也紧随其后，鼓励零售商对碳足迹进行核算。美国、瑞典、加拿大、韩国等国家都已在国内推广使用碳标签。经常出国的潘家华已经在国外屡屡看到这样的标签。“有很多展示的新汽车，这个汽车上面除了每公里多少升油，马力其他这样的特征以外，专门有一项就是每公里排放多少克二氧化碳，这都已经非常明确地标在汽车的基本属性中间，那么现在很多超市它在这个供应链中间，也明确的要考察你生产过程中间的碳排放。所以这并不是说碳的标识离我们很远。很多已经是这样做了。”
而在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行动中国项目主任侯艳丽看来碳标签是一种趋势，但目前还没有国际公认的标准可以遵循。基本上都还是国家内部或者企业自愿的行为。“现在国外机构在中国，据我们了解他们也不是都有统一的统计体系，其实，有很多企业他们有各自的统计体系，但是不是他们相互之间能不能够得到认可，也是我们刚才说，很多应该是一事一议的。”
尹国华自觉减碳的勇气值得尊敬和肯定。但建好光伏电站只是走完了应对碳减排的第一步，下一步该如何做，候艳丽给出了中肯的建议。“首先他有没有足够多的能源数据，因为你只有有了足够多的能源数据，你才能生成碳排放的信息，没有这个统计就没有数据，没有数据就不可能有碳标签，因为谈标签里面传递就是数据信息。”
如果不记录下详细的能源消耗数据，即便投入巨资实施节能减排，最终也可能得不到对方的认可，更谈不上收益。其实，不仅是企业，在国与国之间的气候谈判中减排数据也常常成为双方争议的焦点。侯艳丽说：“在哥本哈根谈判上，美国就一口咬定中国(减排)这些数据要做“三可”(可报告、可监测、可核查)，这个就是因为他们对我们的数据采集体系，还有我们的来源，认为我们不够科学。”
过去两年，侯艳丽所在的世界自然基金会一直在开展一项名为“碳减排先锋”的计划，推进全球的企业主动减排。在调查中，侯艳丽发现，国内企业现在减排的意识越来越高，但真正了解自己企业碳排放情况的却寥寥无几。“我们还是希望企业 行业自己先摸摸自己的家底，当政策真的实施的时候，可能会对自己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与此同时，紧随谈标签之后的碳关税的轮廓也逐渐清晰。2009年6月《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获得众议院通过，该法案规定，美国将在2020年对于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征收碳关税，一吨二氧化碳征收10～70美元。世界银行此前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如果碳关税全面实施，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制造”可能将面对平均26%的关税，出口量因此可能下滑21%。虽然碳关税目前还只是少数国家的一厢情愿，也无论碳关税是阴谋还是阳谋，中国都应该走出自己的低碳之路。李琳说：“作为世界加工厂，为世界提供产品的，我们也就几条路可以走，第一，你是被动的在人家出了法案之后你按着要求来做；第二，主动的参与这个国际规则的制定，参与市场；第三，主动寻找一条跳跃式发展，跳过现在这个阶段，寻找一条你更创新的产品，这样使得你的产品已经超出它的要求，你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是相当大的，所以这些路等于是我们自己有选择，关系选择权在我们自己手里，关键看走哪条路。”
虽然面前还有不少困难，但尹国华还是执意要建太阳能电站。他坚持的理由，一方面来自以往的经验，另一方面来自他对未来市场的判断。然而事实远比他单纯的愿望要复杂得多。中国的企业减排了，但你不知道发达国家的标准是什么，你的减排数据也未必能得到他们的认可。其实围绕低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博弈并不仅限于此，比如碳交易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有人预测，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将达到1400亿欧元，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目前，我国可供交易的碳排量已占到全球市场的1/3左右，然而，这一市场的主导权却一直控制在欧美发达国家手中。
四、碳交易玄机
“我们这几代人凭什么把属于我们祖先留下并且应该属于我们子孙后代共同享有的有限的化石能源在我们手上通通地耗尽，这就是产生低碳转型的第一个主导因素。”这是一个例行的聚会，每个月有一天，北京的一些学者和企业界人士会聚在一起，探讨最近社会经济方面的热点。今天的主题是时下最热门的“低碳”。从半年前开始，北京环境交易所董事长熊焰就到处去做这样的讲座，甚至节假日不休息自己掏钱去外地讲他的低碳观点。“自己一年时间讲了50多场，平均每周都有一次。”
为此，熊焰还专门写了《低碳之路》这本书，他也因此得了个外号——熊低碳。在讲演的时候，熊焰总把他的书送给重要的来宾，希望地方政府和企业真正重视低碳，而不是停留在口号上。既不是专家也不是学者，熊焰这么热衷宣讲低碳的目的是什么呢？“应该说低碳是一个很新的话题，很复杂，涉及的面非常得广，我也希望能够把握所了解的知识情况告诉给更多的人，实际上是启发大家对这个事情的了解和大家的觉悟，更多的人关注这个碳交易。”
2008年8月5日，国家级环境权益交易机构北京环境交易所正式挂牌，这是一个专门为碳排放指标设立的交易平台，熊焰成为这个交易所第一任董事长。上任之后，他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吸引更多的企业和有识之士来这个交易所做碳交易。“碳交易较之收税的好处是，能调动企业深层次的技术进步，我反正是要减，我技术投入进步了，降低了排放，同时我还有收入。”
简单来说，碳交易就是把二氧化碳的排放权作为商品来进行交易。熊焰给我们举了一个经典的碳交易的案例。“说得通俗一点，比如钢铁企业，规模都一般大，每年要降500吨(二氧化碳)排放，A钢厂通过努力我降了700吨，而B钢厂经过努力只降了300吨，这个时候A钢厂就多出来200吨的指标它是可以卖的，B钢厂它必须买200吨，或者是认罚，没达标嘛，这个交易就开始了。”
碳交易是作为一种市场化的手段，让减排二氧化碳变得有利可图，这样企业参与碳减排也就有了积极性。事实证明，这种手段成本最低而且效率最高，最易被企业所接受。据统计，2008年，全球碳交易高达1200亿美元。这也让熊焰起初涉足这一领域时，信心十足。“实际上大家配置资源来进行碳交易的需求是有的，所以我们应该迅速弥补这个空缺。”
事实上，和熊焰有着同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国内就陆续成立了5家从事碳交易的交易所。长期从事碳交易机制研究的潘家华告诉记者，碳交易如今之所以被如此看重，是源于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京都议定书等一系列碳减排协议的制订。这些协议都对发达国家的碳减排量进行了强制要求。社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说：“所以有这么一种刚性约束目标在这儿，碳就从一种无形的资产就变成了有形的可以交易的进入流通系统的产品了，那么这个产品尽管它是一张纸，一个数字，但是你没有这样一张纸和没有这样一个数字，很多生产就不可以进行，很多经营活动就不能开展，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刚性的总量约束，使得它具有这样一种价值。”
当二氧化碳成为商品，被赋予了价值，便有了投资交易的可能。国外的市场如此红火，那么中国碳交易市场发展如何呢？4月的一个正常交易日，我们在北京环境交易所看到，交易大厅的人并不多，正在操作的也都不是碳交易。如今北京环境交易所开张已经一年半时间，但少得可怜的交易记录是熊焰没有想到的。“去年到现在，也就是成交三、五单，刚刚处于概念和预热阶段。”
熊焰说，就连这仅有的几单交易，更多的也只是象征意义。这让我们不免疑惑，国际市场上热捧的碳交易为何在国内却受到冷落？那我们常常听到的中国和发达国家进行的碳交易又是什么呢？“中国的碳市场按我的判断主要由三条产品线构成，第一个产品线就是今天的CDM(清洁发展机制)。”
所谓CDM清洁发展机制，源于著名的国际减排协议——《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提出，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购买碳排放权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减排目标。每年，发达国家通过清洁发展机制提供的资金高达数十亿美元。而发展中国家通过开展低碳项目来争取这笔资金。不过，在熊焰看来清洁发展机制已是昨日黄花。“2010年就到了，CDM的周期到了，因此现在从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看CDM在走下坡路。”
2012年，《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任务即将到期，新的减排指标还不明朗。失去了对碳减排的刚性约束，清洁发展机制这种碳交易自然无从谈起。不过，熊焰说，清洁发展机制在走下坡路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他在中国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交易。“CDM(清洁发展机制)在我们国家管理中被定义为双边贸易项目，就是买卖双方都定下来了，国家才给审核登记，因此市场化空间不是很大。”
另外，中国的每一个清洁发展机制项目除了要获得政府审批外，还要接受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的审查。在这一审查环节上，近年来对于中国的项目有着逐年从紧的趋势。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会议召开前夕，10个已经具备资格的中国风电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被拒绝通过。熊焰说：“不同国家立场的不一样，由于CDM方法学的复杂多变，由于CDM周期长，不稳定。”
熊焰说，要想发展碳交易，文章要做在清洁发展机制之外。最近，熊焰去演讲的时间少了。他要推出一种有别于清洁发展机制的，真正意义上的碳交易产品。这个产品叫自愿减排，国际上通行的叫法是VER。自愿减排是一种怎样的碳产品呢？熊焰介绍，这是一种基于慈善公益的投资行为，也就是一些机构和个人有减排的意愿，投资减排项目，既做了好事也能获得投资收益。“你今年花1000元钱在长城脚下种了10亩林地，你的钱帮助这十亩林地种起来，长起来成活了，你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公益的作用，同时拟又获得这块林地吸附固化的二氧化碳，你比如说是20吨二氧化碳，这个权益是你的，在若干年后你可以把它(二氧化碳指标)卖掉，也许若干年后，价格涨起来了，对你还是有回报的一个投资行为。”
自愿减排这种碳交易方式在国外也已经非常成熟。熊焰说：“VER做得比较好的，应该是在美国，因为美国没有参加京都议定书，因此美国企业政府开始启动了VER交易，美国现在碳交易上的主要产品就是这种VER产品，也是对中国也是很好的借鉴。”
在这个环境交易所的办公室，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忙个不停。从产品开发、标准制定和销售渠道都在为自愿减排产品的推出做着一系列的准备。“我们把中国VER第一轮的产品，定义在森林碳汇，农村沼气。”
自愿减排也让熊焰隐约看到了交易所未来的热闹。在沙龙上，他特别介绍了这个新产品，参加沙龙的很多人对此很感兴趣。中信环保投资有限公司人员说：“我也是刚刚从沙龙上来了解到碳交易市场上还有资源减排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对我们来说还是很有兴趣的，这样既能承担社会责任，为社会做一定的贡献，又能获得一定的收益。我们觉得这个产品是不错的。还是想继续跟进这个产品。”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欧美发达国家都在抓紧设计各种碳金融产品。碳基金、碳期货等衍生产品相继出现。碳的定价权也正在逐渐被欧美等金融发达国家控制。潘家华指出，在碳减排的国际共识下，未来碳的价值必将进一步强化，碳排放会像黄金、石油一样和货币体系紧密相连。潘家华说：“以美元，将来也可能以人民币来挂钩，那么这样以挂钩，从某种程度上很有可能比黄金、或者石油更联系得更紧密一些，因为石油有相应的替代品，黄金还有新的开采，但是对碳来讲它的总量是约束的，只能会不断减少，不会不断增加，发达国家能耗很高的，已经出现很多碳资产的亏空，发展中国家又急需大量的碳资产来保障发展的需要，所以今后碳作为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间的一个金融意义上的产品应该来讲，不仅是一种可能而且是一种趋势。”
而在潘家华看来，虽然中国目前还没有强制减排的义务，但决不能放弃参与国际碳交易市场的权利。“2020年以后，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崛起强大，对碳资产需求的增加，和话语权的加重，对碳的国际博弈会更加激烈，在未来我倒是觉得对碳资产的把握和需求会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现在对于碳资产的属性有充分的认识对将来的发挥是至关重要的。”
除了欧美国家在加紧控制碳金融市场之外，围绕着新能源技术和市场展开的竞争也是如火如荼。2009年1月，奥巴马宣布了“美国复兴和再投资计划”，计划投入1500亿美元，用3年时间使美国新能源产量增加1倍。德国到2020年，新能源领域年投资额将达到280亿欧元，是目前投资额的两倍。根据中国能源发展规划，202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占有率将达到15%。
从尹国华要建光伏电站，我们看到了有关减排标准复杂的国际背景，从熊焰门厅冷落的交易所，我们看到了欧美国家控制碳金融市场的战略。除此之外，近年来在低碳发展的主题下，国际上围绕新能源展开的竞争也是如火如荼。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产业成为国内很多城市热捧的朝阳产业，被当成地方经济结构调整的法宝。江苏金坛，一座小小的县级城市，在新能源的热潮下，又有怎样的经历呢？
五、阳光电能离我们有多远
这是江苏省金坛市的金武路，在这条全长5000的公路的两侧，装满了太阳能路灯。这也是江苏省最长的一条由太阳能照明的道路。金坛这座苏南小城希望太阳能也能照亮他们城市的发展之路。市委书记方国强说：“作为江南的一个县级市怎么样来发展产业，产业的发展方向要符合我们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大潮，基于这个考虑，我们提出光伏产业是我们金坛的一个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
如今，太阳能光伏产业已经成为了金坛这个县级市的第一大支柱产业。2009年，金坛的光伏产业实现销售收入55亿元，比2008年增长了20%。虽然现在金坛的光伏企业订单源源不绝，可以说形势一片大好。但方国强却一直心存顾虑。“许多产品都依靠出口在国内市场应用方面量还比较少，我们就希望能不能在国内的市场的应用当中来加快启动这个步伐。”
产品只能用于出口，可以说已经成为太阳能光伏行业最显著的特征。方国强担心，这样的局面恐怕会给产业未来的发展留有隐患。这也成了当地企业最近常常讨论的话题。
“国内市场的价格投放可能利润会小，但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在国内投放一点。”“现在欧洲要货要得非常急。”“国内市场的政策不接轨，这种东西他要和政策接轨，我们国家的上网电价没出来。”“不配套，政策的配套，就是空着手做，也没有产能释放出来。”这是当地最大的一家光伏企业——亿晶集团，像这样的争论，这段时间在这家公司时常会发生。公司董事长荀建华向记者介绍，目前中国的光伏产品99%都是出口，这种严重依赖国际市场的产业结构，对产业的健康发展极为不利。“如果国内太阳能发电不搞的话，一遇到像08年，这种国际金融危机，整个国内70，80%的企业都停滞在这里，因为国外没有市场，国内更没有市场。”
荀建华当然明白“不能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道理”，他认为导致目前国内市场无法启动的原因是太阳能发电一直没有上网电价。发出的电没有价格也就没有收益，自然没有人会去购买太阳能电池。他的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其他一些业内人士的认同。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石定寰说：“我认为上网电价是推动光伏产业发展，推动太阳能事业发展一个关键性政策，但是我也说实在话，我对于中国目前这项政策的落实情况我是认为不满意的。”比利时羿飞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静说：“因为我们主要是一家外资企业，我们是在有《上网电价法》和政策补贴的国家，从事光伏项目的投资活动，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我必须承认没有《上网电价法》就没有我们公司的存在，它可能不是完美的但它是必须的。”这是三月底，荀建华所在的江苏金坛市召开的一场低碳经济论坛。一谈到上网电价这个话题，整个会场的气氛立刻热烈起来。这两年，随着低碳热的不断升温，太阳能，风力等新能源行业发展异常迅猛，然而同是新能源，国家已经出台了支持风力发电的上网电价。这让太阳能企业非常着急。国电科技环保集团总经理叶伟芳说：“中国太大，定一个政策太难，但是我看最近这两年对风电的定位就相对要清晰，带有一种指导性的一二三四类风场，能不能定个一二三四类的光伏区域，能让企业健康有序的往里投入能更好一些。”
很多人猜测，国家迟迟不肯出台太阳能发电的上网电价，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价格！目前风力发电通过几年的发展已经接近了火力发电的成本，而光伏发电却还居高不下。2009年，我国平均常规上网电价为每度0.34元。同年，甘肃敦煌光伏电站的招标中，中标电价是每度1.09元。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说：“简单的也极其简单，这个市场变化太快，技术发展太快，让政府不敢下决心拍板定一个电价。”
“不是我不明白，是这市场变化快”这句话或许能概况太阳能行业这几年的发展轨迹。2006年，205千瓦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太阳能电站项目和1兆瓦上海崇明岛太阳能示范电站先后向发改委进行申报，崇明岛申报的上网电价高达10块钱一度，鄂尔多斯项目也达到每度7块钱。由于当时正处于太阳能生产成本的高位，国家发改委权衡再三，最后以每度电4元钱的价格批准了这两个项目。然而仅仅时隔两年，2009年初国家对甘肃敦煌太阳能发电项目进行招标时，却出现了惊人的一幕。李俊峰说：“4月份出来一个6毛9一度电，这是企业报出来的，在这种条件下，是给4块钱 7块钱 10块钱，还是给6毛9大家是争执不下的，到底哪一个是对的，谁都搞不清楚。”
短短两年时间，太阳能发电的价格从10元降到0.69元。这不免让人疑惑，到底目前太阳能发电的真实成本究竟是多少？这个问题在行业内部也是各有各的说法。江苏强生强生光电董事长沙晓林说：“是不是真正的一个电站成本和上网电价是不是我们一些专家讲的和了解的，就是这么高。我不认同我觉得上网电价并没有这么高。”
刚刚进入这个行业才两年的沙晓林对迅速降低成本显得踌躇满志。他认为当前的高成本主要是前几年多晶硅的高价格以及企业缺乏核心技术造成的。“用3到5年实现光伏发电和火电同价，一年多的实践看来，这个目标是完全可能的。”沙晓林认为，在上网电价短期内无法出台的现实下，尽快通过技术研发和创新降低成本，恐怕是太阳能行业的当务之急。
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金生说：“这里面有个怪的现象，中国去年2009年占世界40%的产能，但是我们的装备制造业，除了直拉单晶炉以外的设备90%以上主设备都是依赖进口，这里边产生了一个问题：成本提高。”冯金生是国内光伏设备制造行业首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最近，冯金生带着他的研究团队正在给自主研制的一台大型设备进行测试。“我看大家好像也是处在一个摸索的阶段，因为毕竟生产还是少，还属于前期实验样机的阶段，几乎大家都属于刚开始实验阶段。”
而这台设备就是用来生产太阳能电池的主要原料多晶硅的。“这块现在全国的话有多少台这样的设备？”冯金生说：“现在全国这个设备应该在2000—3000台，进口的。”“但都是要进口的？”“都是要进口的，国产的可能不会，现在都刚开始试用，不会超过1、20台就这么个数字。”“如果等国产化的话，成本至少能降低？”“60%。”
冯金生说，中国整个光伏产业链条是“三头在外”，原材料在外、市场需求在外、关键技术设备也在外。现在国内光伏企业普遍使用的技术，相比欧美国家有较大差距。虽然太阳能是一种绿色能源，但国内多数生产多晶硅的技术却不绿色。很多企业提炼多晶硅的耗电量要比号称电老虎的电解铝还要高。另外，多晶硅生产中会产生四氯化硅等有害物质，如果处理不当会造成很大的污染。我们消耗了大量的电力生产的光伏电池却99%都用于出口。这等于间接大量出口了能源，而把污染的风险留给了国内。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我认为真正的市场是要靠我们产业链的人来共同把这个成本，通过技术的提升把成本降下来。”
低碳已经成为当下的一个社会热点，低碳的“热”一方面反映了各界对它的关注，另一方面也显现出其中的狂热和盲目。在低碳的热潮下，我们也必须防范对这一概念的误读，它是企业、地方政府实现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的重要手段，但它却不是一个随意张贴的绿色标签；低碳能体现一个大国的责任，但它也可能成为国家发展前行路上的一个陷阱，我们希望我们的低碳之路能够多一些平坦少一些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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