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商 灏 北京报道

　　 “在国际市场上，如果评级机构为某个国家所拥有或操纵，必定关乎巨大的国家经济利益。欧盟提出建立自己的评级机构，将打破美国在相关方面的垄断地位。这对中国而言，当然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机会。在中国经济强劲增长、国际地位大幅提高，并大有与美国、欧盟成三级鼎立之势的同时，中国内地的评级行业也有很快速的发展，为参与国际竞争作好了前期准备。在此充分必要前提下，政府有关方面应利用好这个契机，努力促成之。”

　　 近期愈演愈烈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引发金融市场动荡，也让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受到的批评声音日渐高涨，欧盟国家已开始对只有标普、穆迪、惠誉这三家美国公司主导全球评级服务行业感到不满，业界也不乏要求改革评级机构的呼吁。很明显，国际信用评级权与金融定价权之间关系的密不可分，对国家核心利益影响的举足轻重，已受到空前关注。国际舆论业已认识到，现在除了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合作与监管，加快改革之外，还须重建体系。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教授最近发表一篇非常引人注目的文章说，中国要有自己的金融裁判。郭教授的观点其实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中国能否抓住当前有利时机，积极突破各种阻碍，取得国际信用评级的话语权。《华夏时报》记者因此特别邀请他就这一问题作深入探讨与阐述。

　　应从国家层面推动

　　内地评级机构走出去

　　 《华夏时报》：欧盟4月30日已宣布建立自己的信用评级机构，有分析认为此举标志着长期由美国掌控国际评级话语权的格局将发生改变，并可能由此引发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局。您认为这对中国具有怎样的意义？

　　 郭田勇：信用评级机构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商业性公司，需要依靠市场竞争来扩大自身影响力，但仔细分析却也未必尽然。特别在国际市场上，如果评级机构为某个国家所拥有或操纵，必定关乎巨大的国家经济利益。欧盟提出建立自己的评级机构，将打破美国在相关方面的垄断地位。这对中国而言，当然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机会。在中国经济强劲增长、国际地位大幅提高，并大有与美国、欧盟成三极鼎立之势的同时，中国内地的评级行业也有很快速的发展，为参与国际竞争作好了前期准备。在此充分必要前提下，政府有关方面应利用好这个契机，努力促成之。

　　 《华夏时报》：众所周知美国是世界最大债务国，但其一直长期垄断国际评级话语权，左右国际信用关系，保持其最大国际信用资源占有国的地位，从而保持有利于自身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在您看来，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债权国，却为什么一直不具有国际评级话语权？　　

　　 郭田勇：这应与中国经济长期以来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有密切关联。中国经济实力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差距虽然在不断缩小，但中国金融类行业与美国等国家的差距过去一直很大。而信用评级行业一般认为属于复杂性的知识类行业，中国国内虽然已有一些信用评级公司，但从国际信用评级行业角度看，还长期处于小打小闹的状态。本次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的种种惊人现实，已经让中国内地官方和社会各界更多地认识到国际信用评级对于国家核心利益的重要性，观念上有了巨大改变。所以，长期来看，从维护国家利益角度考虑，内地信用评级行业应该会有大的进步和变化。

　　 《华夏时报》：目前中国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遇到难得机会，但从大公国际试图进入美国市场的努力最近被美国证交会拒绝这一现象来看，要获取国际资本市场话语权，中国是否尚须更多艰难努力？

　　 郭田勇：要获取国际资本市场话语权，中国内地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是，其市场经济地位并未得到欧美发达国家的认可。也正因此问题，中国内地信用评级机构评级的客观性以及评级操作的业务能力也受到怀疑。尽管如此，我们当然仍必须要进入到国际市场中去。但就像内地银行业试图进入海外市场扩张一样，由于其金融服务过去以传统业务为主，金融产品也以一些基础类产品为主，从而限制了其在海外市场的扩张力。国际评级公司的业务却是以大量衍生金融产品为主，中国内地公司从事这类业务比较少。毫无疑问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但我认为，所谓高端类金融业务做得比较少也未必完全是个劣势，反倒做多了恐怕容易爆发出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在衍生金融产品上正因参与过多导致出现问题使自身公信力受到质疑。

　　 我们也的确不能不承认，内地信用评级机构在评级方法、手段等方面技术能力与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比较要相对弱一些，然而目前中国国力和经济基础已经可以支持国内信用评级机构国际化，推动国内评级公司在国际上拥有一席之地。但从发达国家态度上看，相关阻力还比较大。

　　 因此，我认为这个问题政府层面应该通过重要国际会议和国际谈判加以协调来推动解决。当中国内地评级机构进入国际市场之后，可能未必要像国际几大评级机构那样从事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业务，但却有可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其评级结果也应具有很重要的国际影响力和很重要的参考价值。总而言之，只要能真正走出去，中国评级机构在国际上应有相当大潜在市场。反过来看，走出去对内地评级行业水平提升也是个推动。

　　中美之间须确立评级

　　市场“对等开放”原则

　　 《华夏时报》：目前，如何培育中国自主的、具有国际资本市场话语权的信用评级机构已是当务之急。但有官方说法是，自2006年以来，美国三大评级机构通过股权收购或技术合作直接或间接控制了中资评级机构，目前已经占据了中国2/3的评级市场。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已控制着中国的评级机构并掌握了中国资本市场定价权？也意味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对于美国的声音有着危险的依赖？而危局应如何打破？您又如何看待内地评级公司与穆迪等合作的前景？

　　 郭田勇：我认为这种合作首先还是有益于帮助提升内地评级机构水平。就像银行业过去引进战略投资者一样，回过头去观察便可看到，对我们的发展确实是有帮助。但合作中确实也要把握一个度的平衡问题，所涉及的可能包括所占股份多少等问题。而只要政府相关政策法规合理，内地中资评级机构恐怕不至于会被合作方外资评级机构所完全控制。政府政策也应鼓励和引导那些外资背景比较少的评级公司，给予他们更好的发展空间。而政府恐已警醒认识到，不应把评级行业当做一般商业行业来看待，从而可能会制定出一些更有利于内地评级公司发展的政策法规，以防止其被外资机构所控制。如果已形成内地主要评级机构被外资控制的状况，政府应会采取有效对策。

　　 《华夏时报》：有消息说，中国将把其评级机构进入美国评级市场提升到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层面，坚持“对等开放”原则，要求美国对中国评级机构开放市场。您认为距离实现这一目标还有多远？

　　 郭田勇：中国政府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应可向美方明确提出。但如果要求美国真正对中国开放评级市场，也许还应参照一下内地商业银行进入美国市场的过程。无论是中行、建行、工行还是招行等，举凡中资银行到美国设立分行，无不经历了一个漫长等待的时期。当然过去内地政府在这方面的推动也相对较少一些，更多还是主张所谓以学习为主。如果老师出问题了，学生可能就不知该怎么办了。但现在双方地位可能更对等一些。在这种情势下，在欧盟要求建立自己的评级机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面临重大变化的时刻，有利于中国评级公司进入美国市场获得官方的及时推动。考虑到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美方要求和希望中国做的事情比较多，在中美谈判时中方要求对等开放评级市场，是很现实的，其前景我认为应该是乐观的。

　　 《华夏时报》：从技术角度看，中国参与国际信用评级体系重建，在评级理论、技术、评级收费模式和监管模式等层面上，有怎样必须突破的瓶颈？

　　 郭田勇：据我对内地评级公司一定程度的了解，他们在评级的方法和手段上，往往有一些主观性比较强的现象。因此在能否遵守《经济法》的问题上，未来需要加以警惕和严格规范。而与外资评级机构合作的目的，也多在于此。我想，内地一些评级机构，还应该利用好政府支持的契机，使评级水平获得很大提升。

　　中国特色国际信用评级

　　要争取发展中国家支持

　　 《华夏时报》：您如何理解官方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信用评级体系”这个概念？目前国内五大评级公司当中，只有大公国际一家公司没有外资进入。在官方提出的这个信用评级体系中，包括大公国际在内的内地五大评级公司未来可能分别发挥怎样的作用？

　　 郭田勇：信用评级本身具有自主性质，评级公司需要对某个经济体或经济行为的信用作出独立性判断。其关键是要保持对信用判断的独立性和客观性，这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级原则。而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信用评级体系”，其最重要的内涵可能是，第一，作为发展中大国的评级公司，其评级业务范围应和自己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水平相适应，恐怕未必要进入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业务中去，而是更强调评级业务为实体经济服务。第二，这可能会使走上国际评级市场的中国评级公司得到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大力支持。

　　 我们当然很希望那些在本土独立成长起来的评级公司，能够在国际评级市场逐步取得重要地位。但那些即便有外资背景的本土评级公司，也要客观待之。而不能因为其有一点外资成分，就认为是被外资控制了，就不是本土公司了。这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有些中资银行有外资股份，就认为这些银行已被外资所控制一样。不过，在信用评级这样高端复杂的行业，那些没有外资背景，又能够独立闯荡而成长良好，评级水平比较高、影响力比较大的本土评级公司，应该很难得，政府应看到这一点，并给予其更好的政策支持。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样的公司应当也渴望政府给予公正对待和大力支持。

　　 而在对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种种反思中，有一种观念已日渐清晰，那就是政府对待信用评级公司不能再崇洋媚外。

　　 《华夏时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最近提出，应“支持我国评级机构发布国家信用评级结果特别是对美国的评级结果，这样既可以揭示美国的债务风险，也可以此揭露美国强压人民币升值以输出债务危机的图谋”。您觉得美国人会害怕中国人发布的评级结果吗？

　　 郭田勇：美国人害怕与否关键还要看中国人的评级结果的客观性，及其在国际上有多大影响力。但这件事情却是很值得做的。可能一开始，来自于中国的声音还比较微弱。但只要站在客观公正立场上做这件事情，中国机构的评级结果就会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美国人也就会越来越把中国人的评级结果当回事。

　　 《华夏时报》：包括您在内的一些学者建议联合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和国际上各种的监管部门，控制和抑制已经暴露出问题的美国信用评级结构的“话语权”。但这有可能做到吗？

　　 郭田勇：本次金融危机证明，单一的垄断的信用评级肯定要出问题。而当公司的商业利益与国家利益纠结在一起，就很有可能要牺牲掉投资者利益。但当信用评级话语权分散的时候，那些能够给出公正客观评级结果的公司，才能够长期站稳于市场。

　　 《华夏时报》：请您预测一下，当国际信用评级市场格局正开始发生变化之时，内地在支持本土评级公司进入国际市场的问题上，是否很快会有一些特别引人注目的举措，或很快制定出十分重要的政策与法律？

　　 郭田勇：这个问题肯定会得到官方重视，短期内应会有支持本土评级机构的政策出台。最迟下半年或明年，应会有实质性政策推出。而有了政府出面大力推动，内地评级机构或将得以很快进入国际市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契机很可能是即将举行的本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当然，内地也特别需要尽快出台有关信用评级的法律法规，以迅速规范内地信用评级行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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