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犹太人”30年暴富寻迹

　　就目前的中国而言，温州商帮是民间资本的一面旗帜。当地号称8000亿的民间资金在境内外各大领域逐利，所到之处往往掀动投资热潮，惹起一片闲言碎语。然而，“资本逐利”之本性应无可非议。这一群体，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一穷二白脱贫而致富，其实就是中国富豪阶层创富的典型缩影。

　　浙江温州，人杰地灵，人材辈出。近30余年，这里几乎成为了中国富豪的制造地。他们被称为“中国犹太人”，追逐财富的步履几乎遍及全球的每个角落。

　　然而，循迹而去，这里既无晋商票号之兴衰，又无徽商的贾道儒行，更未有粤商之早开风气，一切的财富故事，似乎始于上世纪初：一个挖路人，一批浪迹天涯的掘金者，继而是一群带着财富漂移的寻梦人。

　　财富世代传承的背后，是大时代造就的一张张鲜明的人物脸谱。

　　本文中所牵涉到的人物，都是温州人士，基本属于富豪阶层，资产在数千万至亿万之间。他们最为突出的共性是，目前所运作的资本，并没有牵涉银行资金。

　　特约记者_李琳 上海报道

　　图编_殷立恒

　　回归的“破蛹”者

　　这些富豪的资本，本不会腾飞得如此迅速，闭塞而落后的交通是一强大的束缚。

　　和现在海陆空立体的交通构架完全不同，曾经的温州，交通蔽塞，与上海等地的连通，基本上靠的是水路。当地人称“死”路一条。从温州出浙江，海路要一天一夜，公路要十几个小时。当地的经济被地域所束缚，一直处于全国落后状态。是时，交通通畅是当地人的梦想。

　　在这一背景下，一批“破蛹”者出现。陈定模就是一个历史的代表人物。

　　今年70岁的他，现在的身份是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一所私立高中的董事长。提起他，外界似乎很难将其界定在商人或官员之列。但在人们的记忆里，在新中国市场经济体系运作的史册上，这名制造“农民城”、农民市场“城主”的事迹显然不能被忘记。

　　本着冲破交通和市场束缚的本意，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时任当地一镇镇委书记的陈定模暂借了6000元的办公经费，主动请缨自费造城。在“隆隆”的压路机声中，农民的土地被推挤成了熙熙攘攘的临时市场。历史不需过多赘述，农民有了自己的市场，地方经济开始了腾飞。

　　但是，就在这一开天辟地的举动被当地人认为是制造了“辉煌政绩”后，上世纪九十年代，陈定模却弃官从商，其原因外界猜测不一。

　　陈定模经商后，也如同一代富豪一样，选择背井离乡创业。1998年夏，他已在福建宁德开发房地产。当时，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与中宣部原部长朱厚泽专程前来看望这位老朋友。于光远说，花大钱办小事是蠢才；花小钱办大事是人才；不花钱办大事是天才。他拍着身边的陈定模说，他就是不花钱办大事的天才！

　　最终，陈定模选择了回归故土。他现在的日子，在外人看来，过得也比较充实。他经常会被外地一些政府请去演讲，或组织一些企业家到外地去投资。

　　 “还是难舍故土之情吧。”对陈定模式的“功成身归”，同样是苍南人的林加元对此体现更为透彻。即使年近古稀，有三个子女，林加元还得生产销售一起抓，亲自打理自己的“王国”。

　　林加元走的是一段不同于陈定模房产领域的创业史，但和初始纵横市场800多万白手起家的温州第一代创业者雷同，他也是走南闯北推销起家。

　　回首那段“破蛹”的日子，酸甜苦辣尽显眼前。

　　1985年除夕的暮色中，一个年轻的乡下农民，卷着铺盖，灰溜溜地回家。他捧了4年的“饭碗”，碎了——就在这一天，他从业了近4年的一家乡办绣品厂，宣告破产。内心的悲凉与除夕的喜庆形成强烈的反差。

　　林加元是个普通农民，小学都没毕业，又无背景，今后的出路在哪里？

　　吃过年饭后，林加元躺在床上，碾转难眠。耳畔是邻家“唧唧”的纺织声。村里不少人家买了织机，日夜干活，除夕也不例外。无眠的林加元突然有了个想法：这些身边的织带，那么多价格又那么便宜，很多人写“业务信”都在本地推销不出去，何不跑到外地去推销？

　　在这一想法的支撑下，林加元从亲友那筹集到一笔钱，春节一过，就动身北上天寒地冻的齐齐哈尔。然而，他游说四处得到的答复却是如此的惊人：“浙江的？温州的？假冒伪劣太多，再见！”

　　林加元几乎承认自己失败了。买了一张硬座火车票后，他只剩鞋底里的50元的“保命钱”。离启程时间还有3个多小时，他捧着自己带来的样品，徘徊在齐齐哈尔街头，心里再次充塞了悲凉：我推销的织带质量不错，为什么要那么轻易去承受别人种下的苦果呢？

　　于是，他再次跑到了一位经营纺织品的行家面前，捧着样品恳求：“能不能先发一批货让你们试销后再签订合同？数量方面我每100米多发3米，如果发货不按时，或者质量不符合要求，一分钱不要，货也归你们处理。”

　　望着面前这名风尘仆仆的南方男人，对方笑了。

　　孤独的留守人

　　如今，每当年近古稀的林加元牵着孙子的手，漫步鳌江公园，晚风徐徐吹拂两鬓之际，他想到更多的是，自己那片自留地将何去何从？

　　或许是他们过怕了那种形同流离失所的日子，所以一旦成功，便愿意留守故土。

　　这一辈的人，家里大多不止一个孩子。林加元在国内已经铺开的50多家连锁销售网点，即由其三个子女协助打理。原本，女儿为财务总监，两个儿子分别负责销售和连锁管理，而他本人负责总部运作。

　　古稀之年，本是尽享天伦之乐之时，不过林加元却没有放手生意，并非他不愿意，而是他发现，两代人投资的观念有着严重的冲突。

　　这些连锁销售网点，本是林加元一步步创立的。而他的子女们似乎忘记了父辈的辛酸，不愿意留守这一领域。负责销售的儿子早有怨言，因为这种牵涉到生产流程中的质量把关及售后服务，显得非常繁琐。

　　而且，利润也在日渐萎缩。尽管网点越铺越多，但财富的积累远远落后于后期崛起的房地产开发或楼市投资。尤其在2000年左右，林的儿子在上海购置的三套住宅，此后一年升值带来的利润就超过了企业运作三年的利润。

　　金融危机影响下的经济形势，更令两代人的观念冲撞剧烈。林加元经常对子女们说：“挺挺会过去的，行业有低谷就必然有高峰，何况我们目前不缺资金。”

　　其实，这样的冲撞早就在两代人之间轮番出现。2003年，林的二儿子和一群朋友在无锡拿下了一个纺织商城的项目开发。当时跟老父亲商量，自己不亲自参与经营管理，只是参股30%。

　　“这种行业不是我们的强项，隔行如隔山，你本人又不参与，钱进去很容易打水漂。”林加元断然拒绝。无奈，老二最后向丈人方面的亲友筹集资金。为此，父子间开始了微妙的疏离。老二有什么想法，再也不主动找老父亲商讨了。林加元也不过问，但看迹象，好像这个项目运作得比较成功——老二自己将父亲给配置的桑塔纳3000，换成了宝马。

　　2006年，老二再次向林加元提出，欲腾挪出父亲分配给他股份的50%资金。起初，林加元怎么也不同意，但老二似乎在与老父“抗衡”。销售系统自行请了个主管，自己不过问了。

　　林加元深刻意识到，儿子的人生毕竟是他自己的，最后终于同意。今年3月，继老二腾挪股权资金之后，老大将自己股权的50%也退出老行业，投进了楼市。林氏家族企业原本在全国铺设的80多家销售网点也逐步缩减到现在的50家。

　　流窜的“二代”资本

　　伴随新中国风风雨雨成长起来的一代温州富豪之“后裔”——这些跑出传统行业的富二代——大多集中上世纪70年代前后出生的群体中。相对于他们的父辈那种勤劳、埋头苦干的风格，他们显得有些“飘”。他们以“玩”得开心、“玩”得轻松，以追求人生幸福感为主要目的，携自己的资金，活跃在各个领域。

　　这种“飘”的含义就在于，故土情结已不能留住他们的迁徙梦想，他们千方百计地挣脱这种地域的桎梏。由此，“衣锦外迁”的一个共同的特性形成。

　　在这个群落中，目前移居上海浦东的黄国帆是个典型。

　　上海可以说是浙江籍富豪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去年9月15日，浦东潍坊西路92号康基俱乐部一角的黄国帆，剃着典型的温州老板式“平头”，双手交叉在胸前，正儿八经地端坐在美女丛中。他并不显得谈笑风生，只有在偶然一抬眼间，圆圆的小眼睛精光一闪，才让人感觉，其实他并非刻板木讷。

　　康基俱乐部是一个富豪们定期聚会的场所，外界名曰“富豪沙龙”。这个沙龙主要是黄国帆的一个弟兄陈赢在操作，在上海黄浦江两岸有三个点。黄国帆这次是为兄弟“捧场”而来。

　　在他们看来，事业和财富只是为自身堆砌更高层次的自由度，他们自称典型的逍遥派。拥有事业和财富，但不被其所牵绊。

　　黄国帆其实也是从传统制造业中披荆斩棘而出，从房地产的腥风血雨中来。他的路已经跨越了之前做实业那般闯荡市场四处推销，但在实业中又累积到一定的财富。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他的资金转进了房地产业，在温州当地开发楼盘。其中，有资金介入到当地较为著名的岛中岛高端别墅项目。

　　巨额财富的支撑下，似乎是他们骨子里的“玩”性开始显山露水，并以资本的流动显示出来。

　　涉入房地产业约4年后，黄国帆便将传统制造业和房地产开发业中的资金“摘除”，进入资本市场。问他转行的原因，两个字，“腻了”！

　　“这些行业，酒林‘花’场哪容得了我们半点疏忽呢？”但人在江湖，黄国帆称，自己虽然排斥这种应酬活动，为事业奔忙却身不由己。

　　游弋的自由之梦

　　甩掉了行业的束缚，黄国帆将资金转进了资本市场。黄国帆自认，从此成了“逍遥派”，举家移居上海。

　　黄国帆的家乡在温州苍南，在杭州过的学生时代。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浙江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受家庭或周边“前店后厂”经济模式所惠，他们早就于少年时代，在服装、鞋业行业兼职打“零工”，抢到了财富积累的先机。

　　虽然在杭州就读于不同的高校，但类似背景的7个男生结盟为“七兄弟”，自称风靡程度不亚于前几年热播的台湾版《流星花园》中的F4。

　　这种“风靡”不仅来自七兄弟的外形特色，某种意义上，也是财富垫高了他们的优势。

　　“当时，我们是带着‘资本’读大学。”黄回忆说，他们中不少人在求学期间，身家就近百万。

　　 万元户！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这曾是一个炫目的头衔，金钱令原本“清水”的学生时代变得闪耀。

　　“其实，一个人的处世和投资基本是一致的。这种风格，在学生时代就已经显露。”崇尚国学的黄国帆，认为这其实也是一种性格决定命运的诠释。

　　他们当时的风格集中表现在追逐女生上。他们中有意识流的浪漫主义者，也有实物开路的“物质权派”。而黄国帆的作风是瞄准目标，单刀直入。

　　如今，七兄弟各自融进了政界与商界。政界的有厅级官员，商界中的不乏亿万富豪。行事、投资风格虽然演绎了各自“流派”，但基本沿袭了当初在学生时代的特色。以黄国帆为例，其在资本市场上慢慢形成了自己的操作手法：狠，准，稳。

　　他将自己在资本市场的10年，厘清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0年初期的三年左右，黄国帆的资金在股市里潜行。虽然初涉股市，但收益稳定，即便在熊市里，他称自己也起码有30%以上收益。

　　此后大约也有3年时间，黄国帆将资金分流期货市场，也算著名的期货“浙江帮”成员，前期是铜市空头军。去年以来，逐步进入了原油期货市场。

　　 “爆仓过起码3次以上。”但自信的他并没被击退，他在股市是长线持有，而期货市场令他兴奋。现在，黄国帆对自己在资本市场的谋略非常自信，“尤其是股市，就算近段时间的熊市，收益也基本稳定。”

　　升级中的连锁王国

　　与黄国帆在其他领域采用资本“阉割”的方式不同，叶军的自由迁徙梦想却依附着自身企业的扩展去实现。这也是这批上个世纪70年代前后的温州富豪，将企业努力广布全球各个角落的动力所在。

　　和黄国帆不同的是，叶军是一名下海者，不属于黄国帆等人的圈子。但在他身上，却一副俨然工作狂人的作风，更能集中体现温州创富者的特性。

　　晓雯音乐学校，成立于1989年，至今运作逾20年，一直在低调潜行中扩张，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开设了170多家分校。

　　在2006年前，虽然叶军本人在上海早就购置了多套高端房产，但他的学校迟迟未进上海。

　　对此，他的教职员工私底下认为，实际上，晓雯音乐迟迟不进上海，肯定是因为对大都市文明存在畏惧心理，对市场缺乏把握。毕竟，上海是中国文化艺术中心，和国际的依存度毕竟跟其他的城市不可同日而语。

　　的确，在众多人的惯性思维里，温州虽然被外界认为是盛产富豪的区域，但同样被传说为“荒芜的文化园”。

　　2006年，晓雯音乐最先在上海的奉贤与嘉定开设。紧跟着，2007年，晓雯音乐进驻了上海市长宁区茅台路。

　　尤其是市区那块地段，周边有孔祥东、知音琴行等名家和著名机构的音乐培训学校扎根，及一些散落在各个小区里的家庭培训点。而晓雯音乐恰恰相反，拆散来看，师资并非是其优势。上海，起初还是给了叶军以大都市的傲慢与排斥。但回顾刚进入的整整一年来时间里，从最初的10多名学生，到目前学生在逐月10%的速度增长，其间，叶军本人亲自担起了“布道者”的角色。

　　“每个孩子都是一个家庭的希望和国家的未来。”回顾初进上海到目前的稳步发展，叶军眯起眼睛，躬身伸出两根手指说：“细节、模式！”

　　 这虽然是简短的几个字，但包含的千丝万缕颠覆性的管理与教育理念。在这期间，叶军亲自通过一次次面对家长的演说，将如何通过电子琴普及音乐基础教育，提升国人总体素质的理念传递出去。

　　“我们普及基础教育，从商业角度而言，其实也是对接了薄利多销的商业准则。”叶军坦诚了自己的投资运作想法。

　　“一定要跟国际接轨！”2009年，叶军将晓雯音乐学校的教研中心也搬迁到了上海市区徐家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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