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志勇

　　

◎雇工7个人还是雇工8个人，成为是不是存在剥削，是个体户还是私营业主的“唯一标准”。在雇工问题上，首当其冲的就是“傻子瓜子”年广久和“鱼塘风波”中的陈志雄

　　◎当时，邓小平对雇工的态度是：看一看，不要动他们，允许一部分人富起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有个别雇工超过了国务院的规定，这冲击不了社会主义。只要方向正确，头脑清醒，这个问题容易解决，十年、八年以后解决也来得及，没什么危险。”

　　◎正是“放两年再看”和“看一看再说”，所以，私营企业就是这样被“看”出来的

　　从1981年《人民日报》讨论陈志雄承包鱼塘的雇工问题开始，两年来关于雇工问题的讨论始终就没有停下来。经济学家搬出经典，从马克思《资本论》中得出结论：雇工7个人以下，赚了钱用于自己消费的，算个体户；雇工8个人以上，就产生了剩余价值，就算剥削，就是资本家。“按照我们的假设，他必须使用两个工人，才能依靠每天占有的剩余价值来过工人那样的生活，即满足他们必需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生活目的就只是维持生活，不是增加财富；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下，增加财富是前提。为了使他的生活只比一个普通工人好一倍，并且把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半再转化为资本，他就必须把预付资本的最低限款和工人人数都增加为原来的8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42页。）这就是人们经常引用的马克思关于雇佣8个工人成为区别企业性质的标准的一段论述。

　　其实，马克思只不过是举个例子而已，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以此作为“金科玉律”。由此而来，雇工7个人还是雇工8个人，成为是不是存在剥削，是个体户还是私营业主的“唯一标准”。然而现实个体经济的发展，却远远超过这一人数的“定量”，从1979年到1982年年底，个体经济的发展，在不断地突破国家规定的雇工人数的限额，超过雇工7个人的个体工商大户即私营企业也日渐增多。在雇工问题上，首当其冲的就是“傻子瓜子”的年广久和“鱼塘风波”的陈志雄。

　　1983年1月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简称1983年中央1号文件）中指出：“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种养业的能手，请帮手、带徒弟，可参照《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执行。对超过上述规定雇工请较多帮工的，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而应因势利导，使之向不同形式的合作经济发展。农村个体商业和各种服务业，经营灵活，方便群众，应适当加以发展，并给予必要的扶持。农民个人或合伙人进行长途贩运，也应当允许。”

　　“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的“三不”原则，其实质是促进了雇工多人的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三不”原则，让一直“提心吊胆”的陈志雄踏实下来。同时，这个文件对长途贩运是不是投机倒把的争论作出了结论。

　　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适当发展个体经济是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社论明确指出：个体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性质；个体经济是生产资料的个人占有与个体劳动相结合；劳动者自己养活自己。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必须采取措施，促进个体经济有一个适当发展。

　　这是经过“十年动乱”后中国共产党党报对个体经济的公开肯定。

　　当时，邓小平对雇工的态度是：看一看，不要动他们，允许一部分人富起来。1月12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有个别雇工超过了国务院的规定，这冲击不了社会主义。只要方向正确，头脑清醒，这个问题容易解决，十年、八年以后解决也来得及，没什么危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2页）。

　　这些都为下一步的私营企业发展留下一条生路。

　　客观地说，虽然这一时期对雇工问题存在分歧，但对存在和发展个体经济，总的意见是一致的。6月25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个体工商户管理费收支的暂行规定》。7月25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出《关于城镇合作经济组织和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中若干问题的规定》。8月12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出《关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向个体工商户收费问题的通知》。8月17日，财政部发通知规定，从1983年10月1日起，对个体商贩的工商税收，由批发部门代扣代缴。

　　这些规定和通知都表明，正是中央对个体经济态度的明确，政府主管部门也有了相应的规范管理办法，这些无疑都促进了个体经济的发展，同时，从管理和制度层面上，也促进了个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该文件指出，对当前雇请工人超过法定人数的企业，可以不按照资本主义的雇工经营看待。这实质是对雇工经营的肯定，同时是为私营企业扩大规模创造了政策环境。

　　在雇工问题上，年广久成了“靶子”。年广久从1981年9月开始雇工，当时是雇了4个帮手，而到1984年，年广久雇用的工人已经达到103人，加上他儿子开的分店，雇工达140多人，年广久这时已经是名声在外的百万富翁了。一个卖瓜子的小商贩，成为百万富翁，雇工100多人，显然这就成为人们无法容纳的人物，“不剥削，怎么会成为百万富翁？”“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会让剥削阶级存在”“这不是复辟资本主义吗？”这是当时人们最直接的逻辑，而在中国，只要一有机会，“左”派就会见缝插针。这给“傻子”带来巨大的压力，关于年广久雇工问题的争论从安徽一直传到中央。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首次提到“傻子瓜子”，他在会上说：“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页）。

　　邓小平的伟大，就在于通过现象发现本质，他不仅看到雇工问题所带来的争论，而且考虑到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绝不能动摇。当时中央采取的也是“看一看再说”的办法。正是“放两年再看”和“看一看再说”，所以，私营企业就是这样被“看”出来的。

　　去掉雇工数量的限制，使7个人和8个人的争论得以休止是到了1987年中央“5号文件”的发布，“三不”政策改为十六字方针，即：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并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商品经济发展中，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个体经济和少量私人企业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共产党对雇工问题的鲜明态度，使得人们更加放心大胆地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并呈现出城乡个体经济遍地开花、迅速发展的新局面。

　　（选自《中国往事30年》，张志勇著，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作者系本报首席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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