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丰华

　　平静的文化界近日出了一桩小有轰动的事件，即是郑渊洁发文宣布退出中国作协。相关链接是，不久前中国作协会员、《台湾三部曲》作者阎延文“炮轰”中国作协，历数其种种病端。追溯至数年前则有作家黄鹤逸、余开伟退出湖南省作协，山西省作协原副主席李锐、张石山辞职等，无不关乎作协新病流弊。郑渊洁如此高调地宣称退出，对于一贯以来“紧密团结联系广大作家、文学工作者”的中国作协来说，显然属于不和谐音符，但其自由退出，本还是一件体现“自愿结合”精神的好事。

　　但此事件本质并不在于退出与否、而在于身份问题。在一般意义上，个体拥有作家身份就意味着其已获得从事写作活动的某种合法性地位乃至对文学话语权力的某种垄断，各种各样的作家称谓以及相关诸多争论因其而生。其实，作家在今天早已走下神坛、其意义也已泛化，但中国作协作为一个最具官方色彩的非官方组织仍然能制造出并维护着作家的话语权。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某些作家身份已经背离文学活动本身并成为追逐名利的工具。君不见今日文学作品的作者简介中往往不失“××作家协会会员”字样，此语来头大、有气势、能吓人，殊不知在作品既定的前提下冠以此号可能既贬自己又损组织，但使用者往往乐此不疲，此实源于身份崇拜。

　　而在财政支持及其“官方”背景下，“作协已经成了某些官员解决级别和待遇的地方”，大量平庸作家充斥队伍，藉此种身份欣欣然享受着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社会地位及各种荣耀，在这种身份迷恋的狂欢中官僚化、权力高度集中、缺乏监督等问题的出现亦不足为奇，后果是，身份壁垒内的名利追逐愈演愈烈、社团宗旨渐行渐远。

　　社会学家Tajfel认为，人类追求某一群体身份的动力源于自尊的需要……正是部分社会成员对于社会身份的“自尊”的盲目追求，滋润了某些社会团体产生和存续的土壤。而在社会转型分化时期，精神信仰存在的缺陷以及社会成员自我角色定位的混乱导致群体性的“身份焦虑”成为社会常态，对于社会身份的过分追逐往往导致社会文化的走火入魔。

　　在利益不断分化的时代语境中，“身份资源”往往比其他资源具有更高的性价比。社会团体中所制造的某些社会身份可以轻易带来个人名利、增进个人福利，但也很可能吞噬社会福利。从时间向度来看，社会身份的认定、管理、延续及发挥影响等所有过程都消耗社会资源，其中可能发生涉及社会身份的种种寻租、欺骗行为及其他社会资源的耗费。社会身份的社会认同和国家认同都需要付出不菲的社会成本，更不可忽略的是后者还需要为其输送合法性，而这必将带来风险。要知道，某些正规的社会团体已经在源源不断地批发伪身份了。

　　可悲的是，色彩斑斓的各种伪身份在今日依然有着广阔的市场。数年前，一家“中国管理科学院”以3万元的价格对外售卖“院士”称号，顾客涉及大量的企业家、艺术家及名校教授，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其中竟然包括16名真正的中科院院士和44名中国工程院院士。为何许多有“身份”的人仍然对“荣誉称号”趋之若鹜？当然，作协作为正规合法的专业性人民团体，远非“中国管理科学院”之流可比，但须警惕的是，在冠冕堂皇的名号之下某些人争名逐利过程的更大隐蔽性和欺骗性。若2003年余开伟所言“作协会员证就是一个沽名钓誉的小本子”之语仍有生命力，那么就意味着某些社会身份的认同已经面临巨大危机。对于退出者来说，其行为意味着对于此种危机的自我警醒和自我解放，而对于某些社会团体而言，破除伪身份崇拜和迷信之日方为其真正摆脱危机之时。

　　作者为媒体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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