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长江商学院院长

　　吕静

　　当下，对低碳经济、绿色经济话题的探讨和关注已经超越了任何时期，然而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的发展模式在中国并不十分清晰，中国企业在未来的发展中将不得不面临低碳这道“坎”。

　　“中国要想发展好低碳经济的，就必须把整个业务模式、产业链条从上到下进行布局。” 项兵一语发表了自己对中国下一步发展低碳经济的思路。

　　他坦言在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实践上，我们离发达国家还相距甚远。

　　《中国经营报》：绿色经济对于中国企业还是比较新和模糊的话题，绝大多数企业在面对这股新潮流时，往往是盲目跟风或不知所措。

　　项兵：其实我们也在严肃的考虑这些问题。其实不仅是业务模式，还有生活方式。比如像美国这样一个高收入的国家，它就是最高碳的国家。欧洲显然就小了很多。而日本，由于有了高速铁路和城市地铁的无缝对接，让很多富裕的家庭不需要私家车，完全可以靠公共交通解决问题。这就是每个国家不同的生活方式。

　　而对于中国，我们不能说看到美国通过污染可以发达，我们就仿照学习。因为现在的环境和标准都不一样了。

　　其实更深刻的层面是我们中国人要追求什么？几天前我遇到了一个好朋友的儿子，他在法国最优秀的大学读大四。我问他：“你们这个专业拥有十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工程师月薪是多少？他们的梦想是什么？”他告诉我，这些人的收入大概是8000到12000欧元/月，而他们的梦想就是兴趣爱好，比如说读书、运动等。而我们中国人现在追求的梦想仅限于物质层面，本来住着100平方米的房子，但为了争取更多，高工资的人宁愿不吃不喝也要换个200平方米的房子。这种思想就非常可怕，如果不做调整，再多的资源都得消耗完。

　　《中国经营报》：中国现在处于大规模的工业发展期间。从绿色经济的角度来看，你觉得我们真正应该向欧美发达国家学些什么？纵观亚洲几个主要国家，从产业分布来看，存在什么样的竞合关系？亚洲国家之间有哪些合作的可能？

　　项兵：除了欧美国家，其实日本的一些经验就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甚至还可以超越。像日本在城市环保上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包括城市规划、业务模式、生活方式等。最近日本正在研究如何把低碳和老龄化社会结合起来。我们应该多花些时间把整个制度体系进行反思。而企业也要把整个产业链进行规划。比如：学会保护更多的战略资产，不仅仅是低碳。

　　这其中有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比如中国正处于发展过程中，现在在制造业占的比重大一些，对环境的压力肯定比印度大得多。而过去30年中，我们的确给全世界做了许多保姆性的工作，欧美国家把低附加值、污染严重、科技含量低的产业一步步都转移到中国。但是我们由于人口多，仅仅靠这些低附加值的产业就可以产生一批总量、销售额、产量都很大的企业。有些问题是全球性的，不能总指责个别国家，所以全球必须有个统一标准。在这样一个前提条件下，我们再商量不同活动应该放在哪些国家，并进行公平竞争。

　　我觉得亚洲共同的问题是，大家只有从下往上的思维，没有从月球看地球的思维。大的创新都是欧洲和美国的，我们从来都是跟在后面走，无论中国、日本和印度都是一样，西方还是高高在上的。亚洲做的比较好的只有日本，它有精细制造。日本可以靠极致和专注做出一批优秀的制造性企业。所以亚洲的国家都需要整体创新。

　　《中国经营报》：在绿色产业发展中，你认为企业和政府的正确分工是什么？

　　项兵：政府现在需要站在高层面上规范整个系统，因为这点只有国家、政府才能做到，任何企业都解决不了。企业要做的是：在这个系统范围内，提供配套服务。同时，我们的政府不仅要搭建平台，还要规范平台的性质。到底我们是走欧洲模式还是美国或日本的模式。如果在这个层面上政府马虎了，那么企业做的再好也于事无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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