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简介

　　目前为香港科技大学终身教授。1992年以博士学位毕业于哈佛大学，是著名社会学思想大师丹尼尔·贝尔的关门弟子。过去十年来，丁学良在环太平洋诸国家和地区从事比较现代化的研究和教学，先后工作于哈佛大学本科生院、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和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虽去国经年，仍持中国护照。

　　2010年，广州GDP将于今年突破1万亿元大关，成为继上海、北京之后的国内第三个“万亿市”。但以广州目前城市发展的实际来看，一切并非尽如人意。省委书记汪洋在谈到广东的宜居城乡建设时曾坦率地形容其，“进了门像欧洲，出了门像非洲”。

　　在即将迈入万亿俱乐部的门槛之际，广州有哪些问题迫切需要关注？如何提升城市的竞争力以及对于高端人才的吸引力？

　　香港科技大学终身教授丁学良近日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在踏入“万亿俱乐部”后，广州首要确定金融服务业、医疗健康产业和与教育有关产业重要产业方向，从而知道这座城市接下来究竟需要怎样的人才。而在万亿G D P的背后，广州市政府应关注当地的经济发展成就是否已在很大程度上为当地居民所享用，“如果大多数人不能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果实，这种增长将很难持续下去。”在其看来，广州要成为整个华南地区最富有竞争力的城市，一定要从改善环境和城市对普通居民的便利性等细部入手，尽管这些“细腻的地方”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做好，但他们却决定了一个城市的竞争力、吸引力、它的形象以及对本地和外地居民的召唤力。

　　万亿G DP背后，贫富差距是否有所扩大？

　　丁学良直言，以其的观察，广州目前对人才的吸引力、城市的竞争力和与其飞速增长的G D P数字并不匹配。“中国的城市越来越出现一种很畸形的现象，花大把的钱做基建，但很少看到这些基建对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产生了明显的改善。”服务方面，“如果普通居民要得到服务需要到银行排队超过半个小时，广州的经济发展与普通人、普通的消费者有什么关系？”

　　在位于城市一隅的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拿出了广州统计局发布2005-2009年广州市国民经济主要指标打印件，丁学良再三向记者强调，因为目前并没有其他独立数字，其所有的分析“只能建立在官方数据的基础上”。

　　丁学良表示，仅从数据上看，广州近年来的发展看上去十分不错：从06年到09年，广州市人均G D P年增长的幅度超过了11%，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0%，这是非常令人影响深刻的数字。“统计如何定义常住人口，我们并不知道。仅从数据来看，广州市过去5年G D P的增长速度和居民收入的增长之间没有很大差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假如这些数据也高于全国其他大城市的话，那么我们才会为广州市既能保持高速增长，又能为居民间收入差距不扩大而高兴，后者是真正难得的现象———这说明当地的经济发展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为当地居民所享用，而不是贫富差距拉大。”

　　研究香港经济的学者指出来，97、98年金融危机后，香港经济的总量已经增长了近40%，但新毕业的大学生薪水不但没有增长，甚至有所下降。即便香港的福利相对好于内地，出现这样的情况仍然会引起香港80后的不满和反弹，出现了几次很激进的抗议。“这说明，一个地方G D P总量的增长和这个地方大多数人是否享受到增长的果实，并不能划等号。”一个地方如果大多数人不能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果实，这种增长将很难持续下去。这值得是正在迈入“万亿俱乐部”的广州深思的问题。

　　提高竞争力，解决城市发展与普通人的关系

　　丁学良表示，作为大城市，广州需要吸引高素质的就业者。国际上每年有各种机构对全世界大城市进行比较，但除了偶尔看到深圳，丁学良坦言，自己完全看不到广州的名字。“但实际上，无论是人口还是G D P数据，广州都该算是世界级的大城市。”而就自己在广州的切身体会而言，丁学良表示，广州和自己曾去过的许多国外人口达到几百万、年人均收入达到1万多美元的城市相比，差异十分明显。比如城市乱糟糟的、污染很厉害。而公共服务方面的一些现象，一些与第三产业密切相关的部门也欠缺效率。比如银行，要排很长时间的队，令其难以将广州与一个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的城市联系起来———“广州的公共服务水平仅相当于国外一个人均3千多美元的城市。”

　　“既感觉不到美，也感觉不到方便，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丁学良表示，美是从文化审美的角度，方便是从经济、城市设施上讲。不管经济增长速度如何，每个城市都要将环境优美和便利性作为基本的指标。只有这两个指标做得好，才有助于吸引外来的中高档人才。“中国的城市越来越出现一种很畸形的现象，花大把的钱做基建，但很少看到这些基建对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产生了明显的改善。”“很多城市大楼捡起来了，路上车多了，很多馆子开了，高级公寓也出现了。但对于普通市民，城市的美、方便和服务体现在哪？有人说广州是个平民城市，要求不能过高。但从平民的角度，并没有看到广州提供了更好的环境。”

　　丁学良表示，事实上，在城市的发展上，国际上有更多很好的样本。但类似的问题在这些在中国的城市规划中却体现不出来——— 中国的马路宽到连健康人都不能在规定的时间走过，更不要说老弱病残。

　　“广州需要将高附加值产业做得很好，地皮已经很贵，而且也不宜发展污染严重的产业。”丁学良表示，因此，广州第一需要关注与智力开发有关的产业，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发展等。研究机构不一定规模很大，可以是比如与汽车、电子、石油化工有关的细分研究机构。而作为华南最大的一个都市，广州市内外也没有很多令人影响深刻的，在全亚洲或全中国名列前茅的教育和科技中心。要提高广州未来的竞争力，这些都是需要改善的地方第二是关注健康产业。

　　实现人均高收入后，需要对提高生活素质的健康产业关注更多。第三，金融服务业。第四是，房地产发展起来以后，与居民生活相关的城市规划。比如英国对未来城市的发展有5-10年的规划未来城市的干净的能源应该达到怎样的指标，人均废物应该达到怎样的指标，城市建筑本身节约能源要达到怎样的指标。城市水循环、公共交通要达到怎样的指标，英国都有非常好的指标。这点值得广州参照。第五是律师等行业的发展。这五大产业假如可以做好，也将对包括两广、湖南、江西等华南、华中4、5省提供良好的发展范本。

　　“全世界几十年甚至一两百年始终走在前面的城市，基本上很多东西是共同的。比如法律越来越合理，恶法越来越少；比如社会治安；比如很细致的从幼儿园一直到研究生院的很好的教育系统；有没有非常好的文化设施；非常方便的低污染的公共交通系统；非常好的领先的产业部门。这几样是决定这些城市一直保持竞争力的最核心的东西。当然房价能保持较低水平也很重要，但很不幸的，全世界最好的城市这这方面都存在问题。现在中国城市的问题却是，房价只是在一味地抬高，但上述相应的改进却非常少。”

　　“如果广州能在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方面可以尝试跟透明、更多本地居民的参与，更多的对公共负责任、更多地参照国际先进经验，更少浪费资源，做出很重要的改进，已经是了不得的事情。”丁学良表示。

　　作为智力开放很重要的指标，广州现在有多少公共图书馆？广州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建造了多少公共电脑使用场所、广州有多少博物馆？这些都与智力开发有关。

　　总说中国人口密集、土地紧张，欧洲的人口密度大多了，但到一个城市里，城市的历史、民俗、文化、环境都令人很羡慕，我在中国内地跑来跑去根本找不到一座这样的城市。内地这些年来做出来的房子是一样的，铺出来的道路是一样的，中国现在是千城一面。每个城市都有一条步行街，但从来没有想到去模仿人家更细腻，更好的东西。我对于中国城市这些年的发展，感到非常悲哀。不该拆的东西拆了太多，不该花的钱花得太多，而该花钱的地方花得太少甚至不花。

　　广州不需要跟国家的首都比，首都第一有钱，第二有权。也不要跟外国的首都比，要跟他们非首都的大城市比，就有很多受启发的地方。比如德国的慕尼黑和克隆，法国的里昂，英国的曼彻斯特，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日本的横滨，都可以跟他们比一比。另外，和香港、台湾的高雄，也可以比一下。

　　本报记者 张晓华 香港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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