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原高盛大中华区主席、董事总经理胡祖六

　　吕静

　　编者的话/ 为期三天的博鳌亚洲论坛汇集了全球两千多名政界、学界和商界人士，与会者的热情和规模都远高于往届。博鳌亚洲论坛走到第九个年头，本届论坛的主题是——“绿色复苏：亚洲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今年，大家的关注点已经跨越经济危机，而转向探讨后危机时代的发展模式。本报记者在会议期间，采访了知名学者和知名企业家，他们分别就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胡祖六并不善于言辞，但高盛公司董事总经理的背景让他成为本届博鳌论坛媒体围攻的主要对象。面对能让世界经济翻云覆雨的“高盛危机”和他即将出任央行副行长的传言，胡祖六“拒绝回答”，只谈宏观经济。

　　《中国经营报》：今年博鳌论坛上很多人都认为人民币汇率应该是渐进的上涨过程，你怎么看？

　　胡祖六：这个问题被问了很多次，汇率问题现在太热了，其实它不应该变得如此重要。因为从本质上说，它只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现在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社会，包括像美国这些政客们对这个问题如此高的关注其实是不正常的。我觉得汇率是我们中国自主的权利，也应该是渐进的提升，但这不应该是美国强加给我们的。反过来说，这也并不意味着，面对贸易伙伴的索求和建议时，我们就完全反其道行之。在这样一个高度相互依赖的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政策确实会影响到很多的贸易伙伴和全球经济。像汇率，我个人认为比较灵活、弹性的汇率机制是最适合中国利益的。

　　《中国经营报》：现在中美政府因为汇率问题僵持不下，你认为中美在这次谈判上有哪些妥协点？

　　胡祖六：显然中、美两个非常重要的国家的关系目前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种关系对双边贸易上的依存都是有帮助的。

　　我觉得对于汇率的事情，我们有点反应过度，因为这两个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否则我们只能回到中美建交之前了，那时可没有任何的贸易纷争。

　　中国和美国之间还是有着很多共同利益的，在我们双方都很清醒，并理智地维护双方的共同利益时，我想任何的纷争、分歧都是能够化解的。

　　但如果美国还是随心所欲地发表一个声明，如果中国无法遵循就要给中国制裁的话，这就是非常不正常的。我觉得中美双方高层决策者应该经常密切交流和沟通，把双方的立场表明，哪些是我们应该做的？哪些则不应该？大家都对双方的底线非常清楚，这就不会产生误解。所以我觉得美国前财长鲍尔森所倡导建立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非常重要，有了这样的机制，两国最高官员可以定期地交流和沟通。所以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是不可化解的。

　　《中国经营报》：现在欧元已经出现危机了，你对下一步亚洲一体化如何看待？

　　胡祖六：欧洲的共同货币是经过二战以后，半个多世纪的持续努力而建立的。二战以后，欧洲痛定思痛，把统一市场和统一货币作为一种和平与繁荣的保障。

　　总体来说，欧元引进以后，对欧元区经济的成长、贸易扩张、资本流动，包括对有些欧元区国家降低融资成本都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欧元区的一个结构性的缺陷是，统一货币区的政策，都是由欧洲央行来制定的。但是欧盟成员国还有自己独立的财政、预算政策。我们知道宏观经济周期的调整，需要货币、财政、资金三管齐下，非常密切的协调与配合，但在欧盟和欧元区的框架之下，这三点就有很大冲突。比如说希腊，它的财政赤字越来越严重，但货币政策完全在欧洲央行掌控之下。同时，他们没有统一的财政回收给希腊进行帮助。

　　而美国则是一个真正的联邦主义国家，像美国的五十个州，不但有统一的货币政策，而且有统一的财政政策。联邦预算和州政府预算之间相互协调，比如加州也有类似希腊的财政问题，却没有引起希腊这样的危机，就是因为联邦政府的整个财政体制可以进行缩减和调节。以上就是欧洲的问题。

　　我觉得亚洲经济一体化还只是刚刚开始，会有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但过程有多快，需要取决于两个重要的国家，那就是中国和日本。如果中国和日本能够像法国和德国一样，两个历史宿敌能够抛弃前嫌，为了整个亚洲的未来携手合作，并且双方高度互信的话，那么亚洲的一体化才能够有希望。但是中日之间会因为历史的恩恩怨怨印刻在我们民族的记忆中，完全排除并不容易，这也许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中国经营报》：历史上的经济危机似乎都没有预见，开始并不是想象中那么严重，比如说美国的次贷危机。从你的研究来看，还会不会有类似的危机再次发生，比如说现在有人担心中国的地方债务？

　　胡祖六：回看资本主义历史几百年，即使这次金融危机让他们觉得有突如其来的震撼，但在我的回忆里，至少近二十年以来，大大小小的危机都有无数次，像拉美债务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危机、阿根延和巴西的危机，还有互联网泡沫的危机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市场经济有很大的优越性才会这样有效率。欧洲问题其实在1999年时就已经有人提出悲观观点，这其中有个演变的过程。

　　中国地方的隐形债务，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其实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比现在还严重，像三角债，企业欠企业、企业欠政府。而90年代的财政改革，基本把中国的财政体系进行根本性的改观，所以这十多年来，中央财政收入才能稳定的增长。

　　我们前面讲过欧洲和美国，它是联邦主义，我们则是高度一体化有统一利率的国家。其实地方政策是不允许借贷的，但地方政府又有许多事务需要花钱，像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环保，所以它就挖空心思去扩大资金来源，很重要的措施就是金融创新。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本来应该由政府支付的，但却由公司来花钱，并通过政府担保而到银行贷款。这样就形成隐形的政府债务，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正视，现在中国整体的债务肯定比公布的要高，如果整体公开化、透明化，当然是比较好。但是我想这种危机还远不至于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中国经营报》：你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如何看待人民币上升对中国企业带来的影响？

　　胡祖六：汇率的变化就像加息，加息肯定对一些企业有不利的影响。比如说企业的负债过高，融资成本就增加，但如果加息能使宏观经济更建康、更可持续的发展，避免通货膨胀的话，这就是有利的。所以说汇率政策应该是宏观政策，不应该是产业政策，更不应该是个别企业的扶持政策。我们不能简单的说汇率上升会对珠江三角洲一些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有影响、成本上升就让它不动，这是非常狭隘的观点，而且会因小失大。所以我觉得汇率调整和利率调整一样，肯定对个别产业或企业有着比较大的负面影响，但如果对中国整体是有利的话，那还是应该这么做。

　　我觉得对中国出口有负面影响的并不是汇率，可能是劳动成本等上升，这会比简单的汇率温和上升影响大得多。还有资产价格泡沫、土地价格扶摇直上，这种成本比汇率的成本多很多。因为我们的出口大部分都是来料加工，所以一般出口价格增加，会使我们的订单有所减少，利润也会减少。但同时我们的进口成本也会降低，因为汇率的上升，很多原材料也会下降，像铁矿石等。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出口，还要看进口和整个中国的宏观经济。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奥巴马政府为什么一直逼迫人民币汇率上升？

　　胡祖六：也不能单纯地这么说，其实之前的布什一直都非常关注人民币汇率，美国是世界上大国里面贸易逆差最大的国家，加上它的经济衰退，失业率现在将近10%，它有很大的压力。中国是美国很大的贸易伙伴，所以美国一直都对人民币的汇率非常关注。我相信有空间和灵活性把这个问题妥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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