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采】

　　 无论是唱多还是唱空，乔治·索罗斯(Geoger Soros)的每一句话都值得倾听。

　　 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后，他突然大肆唱多、褒扬政府调控、盛扬中国机会，每个接触到的人都在不禁地question——索罗斯从“看空高手”变成了“看多先生”了？

　　 这位长期标榜“推动市场”的人，金融危机之后，多次撰写文章“批判”市场，转而呼吁加强政府的作用，甚至国有化。最富有戏剧性的是，索罗斯的中国之行，这个老牌的市场万能居然与中国市场万能的小字辈学者交锋。

　　 或许是年近八旬之际，索罗斯真的“回归”了；或许用索罗斯自创的“反身性理论”(reflexivity)以及其后升级版的“交互反身性理论”(interference reflexivity)来解释，人们对于索罗斯本人的认识，也正如他描述的对市场的认识那样，是“无法了解和无法彻底探究真实”，是易错的，是相互影响的。

　　 正如他在《索罗斯带你走出金融危机》(the New Paradigm for Financial Markets)中写到的那样，“……人们不是根据他们所面对的实际境况做出决定，而是凭自己对境况的感知和解读做出决策，他们的决策对境况产生了影响，而境况的变化往往又改变了他们的感知……”我们眼中的索罗斯，只是我们根据自己的感知和解读做出的认识，而索罗斯的频频“出线”，也让我们有更多接近“无限真实”的有限机会。

　　 索罗斯的变化，几乎是在一瞬间发生，再次告诉我们，各种因素在以各种方式起作用，几乎不可能有任何静止的事物。

　　 至少，可以确定，在宣讲“哲学”的同时，在6年前退休之前“将Quantum从一家风格激进的对冲基金变成一家更稳健的捐赠基金”(索罗斯自己的评价)之后，索罗斯依然是个商人，机会、赚钱、生意依然在他的血液里，他即将在中国开始“新生意”：做PE(私募股权投资)，并投资QFII(境外合格投资机构)。

　　 【原声】

　　 是“反身性理论”(reflexivity)让你成为成功的投资者吗？

　　 “是的，我在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就发展了这一理论，当时我还没有进入股票行业。那时候金融市场是整个市场的一个实验室，这就是为什么我可以实践我的理论。我的理论未来可以被更加证实也会发展得更好。

　　 我看到在中国比在美国有更多有趣的哲学问题，美国人一般对哲学不敢兴趣，他们的思维就是解决问题，不想思考更深。我发现我的哲学在中国比在美国引起了更广泛的兴趣。中国人对我的理论的热情远高于美国人，也许我的理论和中国哲学有些相似的地方吧。

　　 但是作为一个投资家，思考的过程和你预期的完全不同，例如汇率，这里有很大的随机性和各种各样的可能，或者是利率的差别，也可能是增长率的差别。

　　 而市场是变化莫测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政策变化、区域性变化等等。在外汇市场，变化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所以果断制定正确的决策是成功的关键。

　　 不幸的是，金融市场的崩溃造成了更大的经济的不确定性，而这些都是来自其内部的原因，不能证明我的反身性理论。

　　 如何解读当前的金融危机？中国所发挥的作用会有多大？

　　 “这次的危机要比1929年的危机还要严重。在1929年的时候，债务和信贷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比例大概是百分之百。在1932年，这个比例达到了250%。

　　 在2008年，这个比例达到360%，所以这次的危机规模要大得多；而且这次的危机深入到各个行业，涉及面非常广泛，而在1929年的危机并没有这样的规模。

　　 信用的危机是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所有的是经验以及不让萧条出现的决心。经济活动能力的降低导致了整个经济的崩溃，这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是出现过的。这就是为什么政府要想尽一切办法防止债务崩溃。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通过廉价的高效的劳动力创造了巨大的价值——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现在，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的银行具有很强的‘免疫力’，所以没有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你们有这些强大的国家信用的支撑，投资到可能不是美国而是像巴西这样的地方。所以中国在这次全球性危机中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因为我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不了解，所以我不知道(中国经济)具体的问题在哪里。我知道有很多问题，我也意识到了一些。不管怎样，中国正在以一种没有谁能够预料到的速度发展壮大。其中肯定会出现很多问题，但我希望中国的领导层不要在这场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因为你不能完全抛开世界银行体系而独自保全自己，这也意味着需要通过一些国际合作来完成。我希望中国、美国和其他的国家可以找到挽救(金融)体系的方法。”